[美]马修·德斯蒙德

 推荐序一 消除贫困是进步和发展的前提

• 在历史上有记录的所有社会类型中，只要人与人之间存在着不平等，贫困就难以彻底消除，只不过是贫困的标准和类型不同
• 美国式贫困产生的根源并不是物质生产的不足，而是分配不均。
• 今天美国大多数贫困儿童都出生在单身母亲家庭，但若细究贫困与单亲家庭的关系，美国的情况并未在其他富裕的民主国家出现，使单身家长和他们的孩子陷于贫困是社会的选择。
• 如果将贫困的影响再放大一些的话，还可以看到陷入贫困和感知到贫困的风险，会降低人们的结婚和生育意愿。可见，尽管社会现实存在差异，但不论在哪个国家，只有让社会中下阶层真正受益的普惠型公共服务，才对改变贫困、改变人生际遇、改变结婚生育意愿、改变代际流动有现实意义。甚至可以说，穷人所需要的普惠型公共服务是他们改变命运的关键所在，是现代社会真正的必需品。
• 经济学家经常告诉人们，房屋是一种投资品，却很少有人说出房屋是穷人生命的消耗品的真相。
• 银行毫无疑问成了制造贫困的“帮凶”，利息则是穷人的紧箍咒，富人的聚宝盆，同样的东西，对处于不同社会经济地位的人们而言有着完全不一样的意义，这应该也是大家熟知的马太效应形成的原因之一。
• 穷人思维并不是主动选择，而是被迫缴纳的“精力税”。当一个人忙于维持生计的时候，又怎么能埋怨他不上进、鼠目寸光呢？

 推荐序二 美国式贫困的根源与出路

• 资本主义社会总是伪善地把贫困复杂化，而拒绝承认一个颠扑不破的简单道理——贫困不过是剥削的结果。
• 当下美国，富人比以往任何时候都更富有，甚至超过了不少其他发达国家，却仍然无休止地索取；而美国穷人则不得不为美国富人的贪得无厌买单，恰恰是他们生活的凄惨无望，支撑着其他美国人的优渥生活
• 最大额度的政府补贴并非旨在帮助贫困家庭摆脱贫困，而是用来确保富裕家庭能继续保持富裕，
• 残疾人申请福利救济往往难以成功，不得不多次申请，并委托律师来帮助申请，原本应由残疾人领取的救济金，会被律师攫取其中很大一部分。
• 美国，贫穷的一个明确标志是依赖公共服务，而富裕的一个明确标志则是远离公共服务
• 美国的富人和穷人却不约而同地仇恨公共服务：富人仇恨公共服务，是因为他们要为此缴税，却无须使用它；穷人为公共服务而愤怒，是因为他们依赖公共服务，而它却每况愈下。
• 德斯蒙德说，美国人代代相传的口号是“解药（给穷人的援助）其实是毒药”，许多人真诚地相信，政府为穷人提供社会福利，会导致他们成为不劳而获的懒人。制定反贫困政策的前提，就是破除高福利有害论。
• 工会的规模和力量越来越弱的结果是，工人的学历越来越高，实际工资却没有任何增长，年轻人的未来也一片黯淡。
• 社会学家杰拉尔德·戴维斯认为，我们的祖辈有事业，我们的父辈有工作，而到了我们只有任务。企业越来越倾向于购买劳务派遣服务，这使大量工作成为临时性的，也导致工作条件恶劣、工资待遇越来越差。
• 密薪制和竞业禁止条款等限制，也让人们在选择工作和职位晋升方面遭遇困难。
• 工人和雇主之间的权力失衡，使剥削变本加厉。
• 要改变工会的组织模式和抗争方式，使一个地区和行业的工人可以联合起来，共同维护工人权利，抵制剥削和不公平。
• 相较于高中档住房，反倒是品质恶劣的低档住房获利最多，因为房租不会低太多，而开支却很低。
• 银行为追求高回报而拒绝为黑人服务，黑人社区由此涌现出许多掠夺性的现金贷款服务。他们的服务倒是周到，却让黑人连一分钱也存不下来，还会导致黑人信用过低，丧失贷款买房的可能性
• 美国个人所得税的征收实行累进税率，却被其他税种的累退税率抵消。这使得穷人和中产阶级的税率相差无几，而富人的税率最低，因为资本得利税的税率远低于薪资税。
• 总之，美国贫困的根源是对最富有的社会阶层偏袒太多，而使用“再分配”这样充满歧义的字眼来形容消除贫困所需要的政策，只会引发争议，导致重重阻力。美国真正需要的，是减少对富人的赞助，增加对穷人的帮扶。
• 每个人，每个企业，每个对贫困负有责任的机构，都有责任去改善它。消除贫困是一项值得我们提供支持、付诸行动和为之牺牲的事业，因为贫困会扼杀梦想和天赋，会浪费人类的潜能。贫困是一种苦难，是国家的耻辱，让任何爱国情怀都显得苍白无力。这个世界上最富裕国家的公民有能力也有责任终结贫困。

 前言

• 许多贫穷的人，他们为了尊严和正义努力奋斗——也有人只是为了活下去而斗争，毕竟生存本身已经很艰难了
• 作为世界上最富有的国家，贫困问题却比任何其他发达民主国家都要严重。如果美国的贫困人口单独成立一个国家，这个国家的人口将比澳大利亚和委内瑞拉都多。
• 许多人在进了监狱后，突然发现自己的健康状况有所好转——他们贫困的自由之身，过的生活还不如监狱里的条件好。
• 。像钩虫病这种人们以为早就消灭了的热带病，又在美国乡村的那些贫困社区卷土重来，这往往是因为不达标的净水系统让孩子们接触了脏水。
• 美国每年比中国多产出价值5.3万亿美元的商品和服务。我们的GDP（国内生产总值）比日本、德国、英国、印度、法国和意大利这些世界经济排名第三至第八的国家加起来还要高。仅加利福尼亚州的经济规模就超过了加拿大，纽约州的经济规模则超过了韩国。[插图]美国的贫困并不是因为缺少资源，而是因为缺少其他的东西。

 第一章 贫困意味着什么

• 严格来说，如果一个人负担不起生活必需品，比如食物和住房，那他就算是“穷人”。
• 以下这两个指标来量化贫困：第一，一个家庭一年当中花在食物上的开销；第二，购买食物的开销占家庭总支出的比例。奥珊斯基认定，最基本的食物支出大约占一个美国家庭预算的1/3。
• 在1965年一个四口之家需要花1000美元吃饭，那么年收入少于3000美元（换算到2022年初约为27000美元）的家庭就是贫困家庭，因为他们吃饭的开销超过了总收入的1/3，为此需要放弃其他一些必需品。
• 直到今天，官方贫困衡量标准仍然是基于奥珊斯基的计算制定的，并且每年根据通胀情况进行调整。2022年，单身人士的贫困线定在年收入13590美元，四口之家的贫困线则是年收入27750美元。
• 她父亲吸食快客可卡因，母亲和外祖母也一样。
• 她周围的人来了又去，与之相伴的还有这些人的房子、宠物、家具、餐具。只有食物是相对稳定的，于是克里斯特尔就开始靠吃东西寻找安慰。她开始发胖，并因此患上了睡眠呼吸暂停综合征。
• 她尝试过献血，但由于她的血管太细，没能成功。
• 过了几个月，补充保障收入还是没到账，克里斯特尔开始睡大街，开始卖淫。她以前从不愿早起，但现在她知道早起就能抓住上班路上的男人们，是最容易接活的时间。
• 在美国的肉类加工厂里，平均每周都会发生两起截肢事故：工人在使用带锯时，一不小心就会锯掉自己的手指或整只手。
• 在《平价医疗法案》出台10年后，仍有3000万美国人完全没有保险。
• 贫困意味着要用结肠造口袋和轮椅，意味着夜惊，意味着没有把人打死但致人伤残的子弹。在芝加哥，2020年枪支暴力导致722人死亡，3339人受伤。据估计，全美有八成枪支暴力的受害者幸存下来，但往往被迫在痛苦中度过余生。
• 过去20年来，租金飙升，租房者的收入却下降了；然而，在那些符合联邦政府住房援助条件的家庭里，真正得到援助的只占1/4。
• 大多数收入低于贫困线的家庭现在要花至少一半的收入来租房，1/4的家庭将70%的收入用于支付租金和水电。
• 如今，劳动力市场也越来越多地要求我们从头开始。在所有的新职位中，有一半不到一年就会被淘汰。
• 未来几年中，临时岗位的增长预计将超过所有其他岗位。1970年以来，收入的波动性（即薪水在短时间内增长或减少的幅度）已经翻了一番。
• 在现实生活中，有大量生活在贫困线以上的人同样在经历贫困。
• 经济学家估计，在美国一个人每天大约需要4美元才能支付最低限度的生活必需品。相比之下，在印度和孟加拉国等生活成本较低的国家，这个数字为1.9美元，这是世界银行给这些国家划定的贫困线。
• 用这个标准来衡量，诺贝尔经济学奖得主安格斯·迪顿在2018年写道，美国有530万人“按全球标准来看处于绝对贫困”，也就是每天的生存费用不超过4美元。
• 当代美国的监狱体系相比于其他任何国家或历史上的任何时期都是无与伦比的
• 这个体系所象征的是一些模糊而抽象的概念，比如正义、法律和秩序，而在这些概念背后的现实则是美国的在押人员和刑满释放人员都非常贫困。
• 美国不仅把穷人藏在立交桥下和远离中央商业区的移动房屋营区里，还把他们藏在看守所和监狱里，使其销声匿迹：在大多数全国调查中，在押人员都不纳入统计之列，这导致美国体现在统计数据上的进步实际上并不能准确反映现实
• 关于贫困的统计指标不光排除了监狱和看守所在押人员，也排除了住在精神病院、中途之家[插图]和流浪者收容所里的人。这意味着，美国有千百万穷人并没有被官方纳入统计范畴。
• 贫困意味着你感到政府不是站在你这边，而是和你对着干的；你感觉这个国家是为了服务其他人设计的，而你自己注定要被管理、被“走程序”、被粗暴对待、被剥夺自由。
• 现在，市政法规仍然允许警察逮捕出现在公共场合的无家可归者，这等于将极度贫困定为一种犯罪。
• 有多达1/12的人死于警察之手。3/4的黑人母亲担心自己的孩子会遭受警方的残酷对待，而警察的工作本来是保护他们的安全
• 一个人与执法机构只要发生轻微的摩擦，就能体验到窝囊的感觉
• 这种感觉可能出现在你看电视、听流行音乐、读儿童书籍的时候：这些作品不假思索地把穷人排除在外，让你意识到自己在外面的社会中是多么无关紧要。有时候静下来想想，你甚至自己都开始相信那些关于你的谎言。
• 贫困消耗着你的生命，但很少有人把贫困作为一种身份去接纳。如今，公开承认自己有精神疾病都比告诉别人你一穷二白更容易为社会所接受。
• 在贫困的影响下，任何人都可能做出在我们这些生活富足的人看起来不明智甚至是特别愚蠢的决定。
• 想一想：你有没有经历过坐在手术室外，一边看时间一边祈祷好消息的到来？此情此景下，你只关心眼前的紧急情况，其他所有事物和责任都显得微不足道（实际上也确实微不足道）。这和生活在贫困之中是有相似之处的。行为科学家森迪尔·穆拉纳坦和埃尔达尔·沙菲尔称之为“精力税”，他们写道：“贫穷会降低一个人的认知能力，比熬一整晚夜的程度还要严重。”当我们被贫穷困扰，“我们能分给生活中其他事情的精力就更少了”。贫困不仅剥夺了人们的安全感和舒适感，还分走了人们的精力。
• 黑人和西班牙语裔美国人陷入贫穷的可能性是白人的两倍，这不仅源于美国种族历史遗留的问题，也是当今的歧视造成的。今天，黑人的失业率仍然是白人的两倍；研究显示，黑人求职者遭遇职场歧视的可能性和30年前相当。从这方面来看，当代人并没有取得进步。[插图]
• 相比贫困的黑人家庭和西班牙语裔家庭，贫困的白人家庭生活的社区经济条件要好一些。在全美国所有大都市区，没有任何一个白人社区的贫困率超过40%，也就是说在白人居住的地方，各种极端恶劣条件并不集中出现。但在全国各地，许多贫困的黑人和西班牙语裔家庭都是在这样集中的极端恶劣条件下生活的。
• 2019年，美国白人家庭净资产的中位数是18.82万美元，而黑人家庭仅为2.41万美元。家长只有高中文凭的白人家庭比家长有大学文凭的黑人家庭拥有的平均财富水平还要高。
• 贫困往往意味着物质匮乏、慢性疼痛、监禁、抑郁、药物成瘾等各种问题叠加交织，不一而足。
• 贫困在美国社会长期存在，意味着在这个有史以来最富裕的国家，有千千万万的家庭过着没有安全、没有保障、没有尊严的生活。

 第二章 减贫为什么原地踏步

• 如果把过去半个世纪美国贫困人口的比例绘成图，就是一段绵延起伏的山丘。随着时间的推移，这条线微微上升，再微微下降，然后再上扬，无论是民主党还是共和党掌权，这条线都保持着稳定趋势：在经济衰退时渐渐上升，经济变好时就缓缓下降。只有长期停滞，没有真正改善。
• 两次世界大战期间，青年人愿意继续下矿井工作，而不是上街抗议、追求一种更好的生活，是因为便宜的甜食得到了普及，同样得到普及的还有电力，这让大众能够享受电影和广播带来的乐趣。
• 正如迈克尔·哈灵顿在60年前所说的：“在美国，拥有体面的穿着，比拥有体面的住房、饮食、医疗服务容易得多。”
• 里根总统扩大了企业的权力，大幅为富人减税，并削减了一些减贫计划的支出，特别是住房方面的支出。
• 因为种种原因，美国没有全民医保，却有着最为昂贵的医保体系，这是全世界独一份。我们每年为低收入人群提供医疗保健的支出远远超过典型减贫项目的支出，比如现金福利和公共住房。
• 年复一年，联邦救济激增，但贫困率就是下不来。这是怎么回事呢？* * *据我了解，部分原因是大量针对穷人的援助从来没有真正抵达穷人手里。
• 在316亿美元的福利资金中，实际上只有71亿美元作为援助金被交到了穷人手里。[插图]剩下的钱到哪去了呢？其中一部分被用于以其他方式帮助这些家庭，如支持职业培训和抵扣育儿费用。
• 1996-2010年，残障保险申请数量增长了130%，但首次获批的数量只增长了68%。很多人需要残障保险的帮助，但政府却增加了审批的难度。在20世纪90年代中期，新递交的残障保险申请大约有一半获批；到了今天，获批比例大约只有1/3。
• 在贫困社区，人人都知道你必须提交好几次残障保险申请，仿佛一次次被拒绝也是正常申请程序的一部分，并且你还需要雇一名律师。律师会收取“风险代理费”，等申请人几个月后收到补发的保险金时，律师最多可以抽取1/4。年复一年，随着残障保险申请越来越难获批，越来越多的申请人会选择聘请律师为自己争取权利。
• 但让我感到难以接受的是，每年有超过10亿美元的社保资金没能作为残障保险金留在需要的人的口袋里，而是被拿去付了律师费，以便申请能够获批。
• 在美国历史上，人们一旦在经济方面感到不安，就会找移民当替罪羊。
• 20世纪初，意大利移民来到美国，勤恳劳动，土生土长的美国白人拿他们泄愤，甚至诉诸暴民手段和私刑来驱逐他们。今天的保守派责怪移民拉低工资、取代本地工人，这是古老的美国传统的延续。
• 美国在过去50年里，出生地在其他国家的人口增长迅速。1960年，美国每20个人当中有一个是在其他国家出生的；今天，美国每8个人中就有一个是在其他国家出生的。美国比全世界其他任何国家的移民人数都要多。
• 美国将近一半出生地在国外的人口都生活在三个州：加利福尼亚州、得克萨斯州和佛罗里达州。
• 许多贫困的移民在加利福尼亚州、佛罗里达州和得克萨斯州定居，而这些州随着时间的推移并没有变得更贫穷，这是因为移民群体在美国拥有最高的经济流动性，移民的子女尤其如此。有多少软件工程师、医生和律师，他们的父母都是移民来美国的农场工人、洗碗工和洗衣女工？作为一个整体，他们的成功是新增移民没有导致更多贫困的一个重要原因。
• 实际上移民主要与其他移民竞争工作，这意味着受新移民威胁最大的群体是老移民。[插图]对于许多美国人来说，工资确实停滞不前，但这怪不到移民头上。
• 近几年，无证移民的流入趋势已经放缓。由于墨西哥人口老龄化并且经济趋向稳定，推动其国民迁离的因素已经减弱。同时，越来越激进的边境执法也在遏制移民越境。
• 那些大喊“边境危机”的政界人士其实心里清楚，无证移民的数量在15年前（也就是2007年）已经达到顶峰。
• 无论移民对劳动力市场的影响如何，如果他们依赖社保福利，那就可能把一个国家变得更贫穷。但是最贫困的移民是没有身份的，因此许多联邦社会保障项目是他们无权获得的，这包括食品券、非紧急联邦医疗补助和社会保障金。一个典型的移民一辈子向美国政府缴纳的税款要比其获得的联邦福利更多。[插图]就算移民拿的福利比不上他们交的税，他们对政府开支的整体影响，比起美国上层阶级给这个福利国家带来的压力，也是完全微不足道的，将两者放在一起比较甚至都显得滑稽可笑。
• 美国在减贫方面糟糕的表现并不能怪到移民的头上。
• 大多数贫困儿童都出生在单身母亲家庭。由单身母亲主导的家庭有约1/3处于贫困状态；相比之下，双亲家庭只有1/17处于贫困状态。
• 在美国，婚姻已经成为一种奢侈品。一对伴侣只有感到自己在一定程度上实现了财务稳定之后才会选择步入婚姻。如果没达到“婚姻门槛”，他们往往不会结婚
• 其他国家，比如德国，允许在押人员出狱探望家人，但是美国的监狱系统设计的初衷似乎就是要打破人与人之间的联系。
• 美国太执着于把人关起来了，这将大量贫困人口从他们的家庭中剥离，严格限制他们什么时间可以打电话给孩子、配偶和其他亲属。刑满释放后，他们所背负的犯罪记录让他们的工作和住房前景雪上加霜。在美国历史上，除奴隶制以外，大规模监禁是由国家背书的、对家庭最为不利的政策。

 第三章 我们是如何剥削劳动者的

• 通常，我们不愿承认我们当中的一些人在从贫困中获益。大家更容易接纳的，似乎是那些能把自己的责任撇干净的理论。以前，我们经常将贫困问题归咎于穷人自身，就好像美国人的素质就是比不上那些贫困程度更低的国家的人。如今，人们更喜欢从结构上找原因，认为贫困的根源是体制的失灵，或者是经济的巨变。
• 世界的历史就是由吃人和被人吃组成的。
• 宗族、家庭、部落和民族国家彼此冲突，总是一方被消灭、奴役、殖民或剥夺，而另一方因此得以富足，赢家踩着输家的身体升到更高的位置。那么今天的贫困问题又有什么两样呢？
• 过去的似乎已经过去了。请注意，我们可以轻松自如地讨论过去发生的剥削，但一说到今天的人们是如何互相伤害的，我们就变得含糊不清、犹豫不决。
• 当我们的自由空间收缩时，就更容易受到剥削。
• 没有身份的移民工人不受劳动法保护，因此他们中有超过1/3的人挣不到最低工资，近85%的人拿不到加班费。我们大部分美国公民或者通过官方途径进入美国的人，都不会接受那样的工资，因为我们不必接受。
• 一个人的贫困就是另一个人的利润，其中没什么复杂的。
• 施蒂格勒认为，如果雇主必须付更高的工资，他们就会少雇人，这就会导致一些人丢工作，而这些人本来能有一份工作糊口，虽然可能不是什么美差，但至少不会失业。
• 从那以后，经济学家们进行了数百个类似的案例研究，其中大部分研究都发现提高最低工资对就业的影响微乎其微，与卡德和克鲁格那篇爆炸性论文的主要观点相一致。
• 从20世纪40年代末到70年代末，美国在取得经济增长的同时也分配了财富。只要工人努力工作，就能获得稳定的收入，这在很大程度上得益于工会的力量。
• 20世纪70年代，美国经济遭遇了艰难的滞胀危机，即经济增长放缓与通胀同时存在，这让劳工处境变得糟糕。工会因为种族主义而遭到反噬，经济环境的变化又进一步削弱其力量。随着制造业持续收缩，工会失去了传统的权力基础，并且同时受到政治对手的攻击。随着工会式微，企业界嗅到了机会。企业的说客深入两党，发起公关活动，把经济衰退归咎于工会，向政策制定者施压，削弱对工人的保护。
• 1981年，在全国范围内试水的机会来了。当时空中交通管制员与联邦航空管理局的合同谈判破裂，13000名工会成员离岗抗议；里根总统将拒绝返回工作岗位的工人全体解雇，公众对此并无太大反响。美国企业界明白了——他们可以击垮工会，而且不会遭遇什么反弹。
• 今天，美国只有大约1/10的劳动者是工会成员，他们大多是消防员、护士、警察和其他公共部门的员工。94%的私营部门劳动者都没有工会可加入。
• 他们说，工会是经济的拖累，是令我们的大船无法全速前进的负担
• 工会的负面影响被严重夸大了，而且现在有证据表明，工会在提高企业生产力上发挥了作用。
• 比起二战后工会实力最强盛的时期，今天美国经济的生产力反而降低了。其他富裕国家（包括那些工会实力更强的国家）的经济发展也放缓了，但明确无疑的是，美国削弱工人的力量并没有促进经济增长，也没有给更多人带来繁荣。
• 随着工人失去力量，工作本身也变得更糟糕了。以前，工会能提升工人的工资和报酬，这样就约束了利润的上限；随着工人的权力衰退，这些上限不存在了，后果可想而知
• 1979年以来，实际工资每年只增长0.3%。[插图]许多美国人今天的实际工资与40年前大致相同
• 20世纪60年代末进入大学或就业市场的人，90%最终都比父母挣得多；但到90年代末，能做到这一点的人只剩下50%。阶级跃升已经不再是美国社会的主要特征。对于今天大多数年轻人来说，未来令人忧心。
• 2017年，有高中文凭的劳动者实际工资比1979年低了2.7%；没有高中文凭的劳动者实际工资减少了近10%。这些人大部分都不是负责打包货品或者在冰激凌店打零工的青少年，他们是成年人，往往都有孩子。
• 他们负责打扫酒店的淋浴间和厕所，帮人点餐、收拾桌子，在24小时全托机构照看小孩，采摘浆果，倒垃圾，半夜在杂货店里摆货架，做电话客服，在高速路上铺沥青；当然，也有人像青少年一样打零工。
• 1970年，美国收入最低的25%的家庭，只有不到1/3送孩子上了大学；到2020年，这一比例已经上升到1/2。但在此期间，提供体面收入的工作变少了，工资极低的工作变多了，特别是对年轻人而言更是如此。
• 2020年，在2564岁有大学学历的全职劳动者中，近1/3的人工资低于全国中位数（59371美元）。在2534岁的美国人当中，大约有一半的人至少拥有本科学历，这与荷兰、瑞士、法国和其他几个富裕民主国家的水平相当，而这些国家的贫困程度要低得多。在德国，同一年龄段只有35%的人有大学学历，但德国的儿童贫困率只有美国的一半。
• 我们不能把美国的经济问题简化为教育问题，也不能把今天残酷的就业市场全部归咎于全球化和技术变革。那些我们觉得势不可当的经济变化往往都是政策带来的结果，比如1994年《北美自由贸易协定》(NAFTA)出台后，企业可以更容易地把工厂搬到墨西哥，导致几十万美国人失去工作。
• 美国所经历的这种工资增长停滞和收入不平等的激增，在比利时、加拿大、意大利和许多其他国家并没有发生。这是为什么？很重要的原因就是这些国家保住了工会。[插图]也就是说，这主要是权力的问题。
• 资本主义的本质就是一场拉锯战，是想争取更多报酬的工人和想尽量少付钱的企业主之间的拉锯战
• 随着工会不再起作用，企业开始削减20世纪中期的传统工作条件，包括稳定的雇佣关系、升职加薪的机会、体面的工资和某些福利。正如社会学家杰拉尔德·戴维斯所说：我们的祖辈有事业，我们的父辈有工作，而到了我们只有任务。这就是美国工人阶级和贫困劳动者的故事。
• 在谷歌公司，软件工程师是谷歌的员工，但招聘人员、产品测试人员和管理员则是为谷歌雇用的承包商工作的。谷歌的临时工和外包人员远比全职员工多得多。另外，在全世界范围内帮助制造和销售苹果产品的大约有75万名员工，但只有约6.3万名员工直接受雇于苹果公司
• 在这种被割裂的雇用形式出现之前，大公司为所有员工统一制定工资和福利标准，这更具平等性，比如，汽车工厂清洁工的工资就因此得以提高。而今天，雇用临时工的承包商彼此竞争，看谁能提供更便宜的劳动力。
• 现在许多雇主都不鼓励员工讨论薪酬，或者干脆禁止讨论，因为他们知道一旦薪酬变得透明，低薪员工就会知道自己挣得太少。
• 公司还要求新员工签署竞业条款，禁止他们在离职后的几个月甚至几年内为竞争对手工作。对于初级员工来说，竞业禁止条款并不是用来保护公司知识产权的，而是用来恐吓低薪员工，削弱他们所剩无几的权力，那就是辞职。
• 目的是尽可能限制竞争，因为竞争越多，选择就越多；选择多了，剥削就难了。
• 零工经济的兴起并不是在打破常规，而是在延续常规，是公司找到了新的方式来弱化自己应对劳动者承担的义务。
• 英国和荷兰等国已经将优步司机算作全职员工，让他们有权享受最低工资和带薪假期等基本保障；匈牙利和泰国等国干脆完全禁止优步运营。但是在美国，优步司机和其他零工工作者通常没有病假、加班费、带薪假或工伤赔偿。他们往往不受最低工资法或《国家劳资关系法》（这些法律对就业条件做出了规定）的保护，也无法获得失业保险。
• 企业不仅在很大程度上重塑了工作的性质，还改变了相关规范，将经济力量转化为政治影响力。
• 以投入的资金来衡量，全国最有影响力的游说团体无疑是美国商会，它组织力量去反对提高公司税和最低工资，也反对使工人更易于组建工会的立法。2022年，美国商会投入了超过3500万美元用于影响政策制定，而所有工会组织在这方面的支出加起来大约是2500万美元。但是我们要清楚，美国商会只是众多支持商业利益的组织中的一个。在游说上投入最多的100个组织当中，只有5个组织不是商业利益的代表
• 2022年，仅互联网企业Meta、亚马逊和通信企业康卡斯特在游说上的投入就超过了所有工会组织的总和。在如此雄厚的资金支持下，企业的游说者可谓无孔不入。他们不仅出没于国会大厦，也进入州议会和市议会，推动成百上千个法案的通过
• 随着企业积累了更多的市场权力，它们竭尽全力压低工资，提高生产力。越来越多的员工为公司创造的价值远远超过他们的工资，而雇主则不断寻找新的途径来压榨他们的劳动力。事实已经证明，算法是比人类更严格的老板。
• 这种技术的进步提高了员工的效率，也增加了工作的不稳定性：你创造的利润更多，但享受的却更少，这正是教科书般的剥削。
• 随着大企业变得越来越大，它们收购竞争对手或者将其挤出市场，员工的选择变得越来越少。许多人的工资大大低于他们应得的报酬，但他们甚至都没有意识到这一点。你知道谁的心里最有数吗？老板和投资人。
• 政府帮助这些家庭获取医疗保健（提供联邦医疗补助），帮助他们填饱肚子（提供食品券），并提高他们的收入（提供劳动所得税抵免）。
• 我们针对贫困劳动者提供的规模最大的减贫项目是劳动所得税抵免。2021年，有2500万劳动者和家庭获得了这项补助，平均金额为2411美元。
• 劳动所得税抵免是美国持续时间最长的减贫项目之一，这在很大程度上是因为它得到了两党的强力支持。但它之所以能得到如此广泛的支持，或许是因为它实际上是对企业的慷慨补贴。跨国公司是最积极推动劳动所得税抵免的，这实际上让它们得以压低工资。
• 沃尔玛还有一个特勤队，可以动用公司的飞机随时出动，负责把任何一家沃尔玛门店的工会消灭在萌芽阶段。
• 2015年，沃尔玛面对公众压力，宣布计划将起薪提升至每小时9美元。结果投资者纷纷抛售其股票，沃尔玛股价下跌了10%，公司市值缩水了200亿美元，这是沃尔玛历史上单日损失最大的一次。同样的情况在2021年再次上演，沃尔玛承诺将平均时薪提高至15美元，以此和其他响应“为15美元时薪奋战”运动的企业竞争，包括亚马逊等。股东再次大量抛售股票，导致沃尔玛股价在一个周四的早晨下跌了6%。投资人是在警告沃尔玛和其他上市公司：你要涨工资，就要付出代价。
• 超过一半的美国家庭在股市中有投资（在这里必须指出，最富有的10%的家庭拥有80%以上的股票）。
• 消费者也从劳动者受到的剥削中获益。我们现在随便在手机上点几下，就能以便宜的价格打车、买东西、点中餐外卖以及找修理工。在这个新兴的仆人经济中，我们俨然成了主人
• 亚马逊在美国人最信任的机构排名中名列第二，仅次于军队
• ，自2000年以来，黑人和白人的工资差距变得更大了。如今，黑人劳动者的平均薪酬仅为白人劳动者的74%。
• 大型烟草企业一直以来都把低收入社区居民作为它们的客户群，但有强有力的证据表明，最低工资的增加与低收入劳动者的吸烟率减少有相关性。涨薪能缓解贫困的压力，让人们有心思去戒烟。
• 当我们为了享受更多的财富和廉价商品而不愿给劳动者提供足够维生的工资时，我们从他们那里夺走了什么呢？是幸福、健康，是生命本身。这是我们想要的资本主义吗？这是我们应得的资本主义吗？

 第四章 我们是如何强迫穷人多花钱的

• 剥削的形式是多种多样的。当我们的收入低于我们创造的价值，我们就在经历对劳动者的剥削；当我们购买的东西价格高于其实际价值，我们就遭受了对消费者的剥削；当我们手头没有资源时，我们的经济自由就受到限制；当我们没有属于自己的财产或无法获得信贷时，就不得不依赖拥有这些东西的人，这反过来又会引发剥削，因为有人输就有人赢。当有人把我们逼得走投无路，我们就只能任其宰割。
• 在18世纪晚期和19世纪初期，随着人们大量涌入城市，城市土地价值飙升，房东开始给房子打隔间，以租给更多的人住。
• 在西方的主要城市，贫困人口被高额租金压榨
• 种族主义和剥削会相互滋养
• 1915-1970年的“大迁徙”期间，大量黑人家庭迁往北方。他们到达克利夫兰和费城等城市后，就亲身体验了种族主义和剥削的这种联系。在这些地方，黑人家庭被困在贫民窟里，被迫接受别人不想要的住房。法律写明了黑人家庭可以在哪些地方居住，并由警方来强制执行这一规定。既然贫民窟的房东可以对被困在这里的租户收取更高的租金，他们当然就会这样做。在大迁徙的过程中，黑人住在城市条件最差的房子里，支付的房租往往是以前白人租户的两倍。按照中位数来计算，直到1960年，底特律市黑人居民支付的房租仍然高于白人。
• “收入最少的人被迫为最破旧的房屋支付最高的租金，这些房屋的主人都不在当地，他们试图从一个没有人关心的地方尽可能榨取更多的钱。
• 在美国，贫民窟内的剥削持续已久。是金钱造就了贫民窟，因为贫民窟创造了财富。
• 美国的穷人仍被高昂的住房成本压得喘不过气。过去20年间，租金增长了一倍多，租户收入的增长远远赶不上房租上涨的速度。2000年的租金中位数是483美元，到2021年，这一数字涨到1216美元。全国所有地区的住房成本都有所增加。自2000年以来，中西部的租金中位数的涨幅为112%，南部为135%，东北部为189%，西部为192%。
• 近年来租金收入已经远远超过了房东的成本开支，特别是位于贫困社区的多户住宅
• 那就是穷人在住房上没有什么选择的余地，贫困的黑人家庭更是如此。因此，房东可以收取更高的租金——他们也确实这样做了。
• 我们发现，在扣除常规支出后，贫困社区的房东每个月从每间公寓大约可以赚取300美元的利润，中产阶级社区的房东可赚取225美元，富裕社区的房东可赚取250美元。
• 在全美各地，考虑了所有成本后，贫困社区的房东不仅没有处于劣势，而且往往比富裕社区的房东多赚一倍。
• 为什么贫困社区的房东能赚更多钱？因为他们的常规支出（特别是贷款和财产税）比富裕社区的房东要低得多，但租金只稍微低一些。
• 搬家对于贫困家庭来说并不是机遇，而是一种紧急状况，甚至是创伤。他们要在艰难的条件下搬家，是因为他们不得不离开——他们被房东驱逐、被城市唾弃，或者是街区变得太危险；他们竭尽所能避开环境最恶劣的社区，谁最先批准他们的住房申请，他们就不得不接受。[插图]而当他们希望从当初被迫搬进去的社区离开时，又会有许多障碍阻止他们搬到更好的地方去。贫穷的租户往往有被驱逐的历史和犯罪记录，他们的信用分数低或者根本没有信用记录，也没有人愿意在合同上签字为他们担保、让房东更放心。那些少数族裔和有孩子的人还会面临房东的歧视。
• 这种使穷人陷入债务循环的不道德行为的历史至少和书面文字的历史一样漫长
• 除了奴隶制，高利贷可能是最古老的剥削形式了。许多作家都把美国的穷人描绘成被忽视、被遮蔽、被遗忘的群体。但其实市场从来不会对穷人视而不见，尤其是金融市场。
• 2019年，美国最大的几家银行向客户收取了116.8亿美元的透支费用，其中84%的费用由9%的账户持有人承担。谁是这9%的冤大头呢？答案是那些平均储蓄额不到350美元的客户。穷人被迫为他们的贫困买单。
• 美国历史上大部分时期，银行都是为白人服务的。直到今天，黑人到银行办理业务也可能遭遇很不好的体验。一些银行职员对黑人客户怀有刻板印象，还指控他们欺诈。相比其他种族和民族的客户，黑人的贷款申请被拒绝得更多，而且就算能贷到款，他们也需要支付更高的利息。
• 有排挤的地方就有剥削。没有银行账户的美国人创造了一个市场，现在有数千家支票兑现机构为这个市场服务。
• 在美国历史上大部分时期，监管部门都对贷款机构收取的利息有所限制。由于这些限制，银行将利率保持在6%~12%，而且不大做穷人的业务。在急需用钱的时候，穷人会把贵重物品拿去典当，或者去找地下钱庄。但是到了20世纪80年代，银行业的监管放松了，对高利贷的严格限制取消了，银行又做起了这种生意。很快，利率就攀升到300%、500%、700%。一夕之间，有些机构对开设面向穷人的贷款业务产生了极大兴趣。近年来，有17个州针对高利贷重新设置了严格的限制，给利率设定了上限，并有效地禁止了发薪日贷款。但在大多数地区，这种生意仍然欣欣向荣
• 在得克萨斯州借一笔为期两周的300美元的贷款，实际年利率可达664%；在威斯康星州，这一利率是516%；在加利福尼亚州，这一利率是460%。
• 这些贷款的期限大多是2~4周，直到下一个发薪日偿还，因此名为“发薪日贷款”。
• 然而，当贷款到期时，你往往还是一穷二白的状态，因此你要求延期还款，为此你要付出更多的钱。
• 当最初的贷款到期时，贷款经纪人可能允许你延期，条件是你要先把60美元的手续费还上，然后他会再收取一笔手续费，比如再收60美元。就这样，你为了借400美元被收取了120美元的费用，而这还只是你要求延期一次的情况。80%的发薪日贷款都会被延期或续期。由于发薪日贷款机构拥有你的银行账户权限，它们可以透支你的账户，这样你背负的就是贷款费用叠加银行的费用。现在有大约1/3的发薪日贷款都是在线发放的，而几乎一半的人在借了网贷后都被贷款机构透支过银行账户。借款人平均负债长达5个月，为了借375美元必须支付520美元的费用。对于发薪日贷款机构来说，让人们陷入债务是最好的结果，它们就是靠着这个把15美元的利润变为150美元的。
• 70%的人申请发薪日贷款是为了付房租、水电费或其他基本生活开支。
• 商业银行就算只收取市场价格1/8的费用提供短期贷款，一样可以盈利。
• 发薪日贷款机构之所以收取高额费用，不是因为向穷人提供贷款有风险——即使多次延期，大多数借款人最终都会偿还。贷款机构放高利贷，是因为它们能这样做。
• 由于穷人被排除在传统银行和信贷体系之外，他们被迫寻找其他方式来兑现支票和获得贷款，这就把他们受到的剥削正常化了。
• 这一切完全是合法的，并且得到了美国最富有的商业银行的支持。富国银行和摩根大通为像Advance America和Cash America这样的发薪日贷款机构提供资金。如果没有传统银行提供的信贷额度，非主流银行业将无法存活。这就是从上到下的剥削，即所谓的“奉东边的命”，每个人都要分一杯羹。
• 美国并非只有一个银行业，而是有两个：一个面向穷人，另一个面向我们其他人。同样的，美国也有两个房地产市场和劳动力市场。美国社会的双重性让我们这些既得利益者容易忘记一个道理：穷人之所以成为被剥削的劳动者、被剥削的消费者和被剥削的借款人，正是因为我们从体系中获利。我们社会的许多功能并非支离破碎，只是二元分化了。对一些人而言，房屋创造了财富；而对另一些人而言，房屋耗尽了财富。信贷提升了一些人的金融权力；信贷也摧毁了另一些人的金融权力。
• 贫困并不仅仅意味着没有足够的钱，还意味着没有足够的选择，并且因此受尽剥削。
• 立法提高底层收入（比如通过扩大子女税收抵免优惠或提高最低工资），却不去解决住房危机，那么这些收益往往会进入房东的口袋，而不是全部归该立法旨在帮助的家庭所有。
• 我们都应该问这样一个问题：“是谁在从中获利？”不是“你为什么不找个更好的工作”，不是“你为什么不搬家”，也不是“你为什么不停止借高利贷”，而是“谁在此中捞取利益”。

 第五章 我们是怎么吃福利的

• 新冠疫情来袭后，美国经济陷入严重困境。保持社交距离的规定导致企业关门，许多人丢了工作。2020年2-4月，美国的失业率先翻了一番，然后又翻了一番，这种情况自20世纪30年代那个人们排队领救济面包和银行家纷纷自杀的大萧条时期后，还未曾出现过。在2008年金融危机引发经济衰退最严重的时期，一周有66.1万人申请失业保险；而2020年3月16日那一周，申请人数就达到了330万。整个国家直线下坠。
• 在新冠疫情暴发的最初4个月里，美国失业人口每周可以额外获得600美元的补贴，这几乎是平均失业保险金额的三倍；到了9月，补贴降到300美元。美国商会的研究估计，2021年夏天获得额外失业补贴的人群中有1/4比以前工作的时候挣得还多。
• 政府的迅速行动不仅阻止了一场经济灾难，而且将儿童贫困率削减了一半以上。
• 早期的资本家意识到了这个问题，于是，他们在政府给所谓的“体格健全的穷人”发放福利之前，就开始着力宣传政府援助的腐蚀效应。
• 早期拥抱资本主义的人不仅认为援助穷人是一种负担，是糟糕的政策，而且认为这是一种存在主义威胁，会切断劳动者对有产者的依赖。
• 资本主义的一大讽刺之处就在于，早期美国人认为上班是“工资奴役”，但现在却认为上班是获取独立的唯一手段。
• 资本主义的宣传口径：我们的解药（给穷人的援助）其实是毒药。这个说法已经刻进人们脑海中，这个国家有一半的人似乎都相信政府发放的社会福利让人们变得懒散。
• 最近的一次调查在2021年进行，结果显示超过1/7的美国人仍然认为黑人是懒惰的。针对黑人的种族主义让美国人更加反对社会福利。
• 无论经济是繁荣还是萧条，都存在福利规避的现象。2008年经济危机后，最萧条的时期有1/10的美国人失业，但其中领取失业救济的只有1/3。
• 与此同时，我们其他人——我们这些受保护的阶层，对福利的依赖程度却越来越高。
• 如果把联邦政府提供的所有公共福利都算上，美国的福利体系（按照其占GDP的比例）是全世界第二大的，仅次于法国。但这要算上由政府补贴、雇主提供的退休福利，还有学生贷款、529教育储蓄计划、子女税收抵免、业主补贴等。这些补贴通常给不到贫困线以下的人。如果不算这些税收优惠，只看美国面向低收入人群的福利项目占GDP的比重的话，我们在减贫方面的投资就比其他富裕国家少得多。也就是说，美国的福利体系是不平衡的。
• 我们国家的人并非分为自给自足的“创造者”和满足于靠政府救济过小日子的“索取者”这两类，而是几乎所有人都从某种形式的公共援助中获益
• 总的来说，美国2021年在税收优惠上花费了1.8万亿美元。这个金额超过了执法、教育、住房、医疗保健、外交和其他所有政府自由裁量预算支出的总和。
• 在13项最大规模的个人税收优惠中，有一半左右惠及的是最富裕的家庭，即收入水平排在全国前20%的家庭。收入最高的1%家庭比所有中产家庭加起来拿到的钱都要多，是收入最低的20%家庭的两倍。
• 有句话我听过无数次：我们应该削减军事开支，把节省下来的资金用在贫困人口身上。每当有人在公开场合提出这个建议，都会博得喝彩。但我们在那些主要惠及上层阶级的税收优惠上花费的钱，是军事和国防开支的两倍多，却很少有人提议把这些优惠用在贫困人口身上。
• 而那些能负担得起最大额度贷款的人，就能享受最大额度的税收抵免
• 要享受529教育储蓄计划，你必须有足够的钱能给孩子攒大学学费，你攒的越多，享受的税收优惠就越多，这就是为什么使用这项补贴的几乎全是有钱人。
• 美国政府给最不需要帮助的人提供了最多的帮助。这就是我们国家福利体系的本质，它不仅对我们的财富和贫困水平产生深远影响，也同样影响了我们的心理和公民精神。
• 在背景相似的人群里，那些申领了劳动所得税抵免的人，比起没有申领或没有资格领取的人，并不会更倾向于认为自己从政府那里获得了好处。但是，那些收到现金福利的人确实会把自己看作政府援助的受益者。
• 在职业相似的人群里，那些依赖学生贷款或参与529教育储蓄计划的人和未参与这些项目的人相比，也并未更明显地意识到政府在他们的生活中所起的作用。但那些从《退伍军人权利法案》中获益的人则清楚地知道他们通过国家行动获得了新的机会。
• 那些受政府慷慨援助最多的人（通常是雇得起会计师的白人家庭），反而对政府抱有最强烈的反感。同时，相比那些感念政府对自己的生活起到积极助力的人，这些人的投票率更高。他们支持那些承诺削减政府支出的政治家，但他们心知肚明自己的福利最终不会受到影响。
• 那些使用房贷利息抵税的选民，绝大多数反对增加对平价住房的支出，就像那些接受雇主提供的医疗保险的人恰恰是推动废除《平价医疗法案》的人。这是政治生活中最令人摸不着头脑的悖论之一。
• 2015年，奥巴马总统提议取消529教育储蓄计划的相关税收优惠后，来自全美富裕地区的民主党人立即动员起来反对这一提案，因为他们担心这会惹怒自己的选民。奥巴马政府第二天就把这个提案撤销了。
• 在联邦个人所得税的问题上，有人认为中产阶级纳税人实际上背负了穷人的税收负担。
• 一个典型的中产阶级家庭收到的政府补助比缴纳的联邦税多了7100美元，这是一笔很可观的投资回报。那种声称美国的中产阶级在用税款补贴穷人却未得到任何回报的说法，并不符合事实。
• 评论人士只盯着这一个税种，就说穷人在减去免税额和抵税额后几乎不用纳税，所以穷人是“不纳税阶层”，这就故意无视了两个问题：一是穷人会通过其他方式纳税，二是富人也有避税的方法。
• 如果将社会保险、有准入门槛的福利项目、税收优惠以及高等教育补贴都算进去，收入位于全国最底层20%的家庭每年可以从政府那里获得大约25733美元的福利，而收入排在全国前20%的家庭则可以获得大约35363美元的福利。[插图]每年，最富裕的美国家庭所获得的政府补贴比最贫穷的家庭多出40%。
• 美国人坚定地信仰优绩主义，这种信念让他们认为，能够获得物质成功的人都配享有这份成功。
• 那些手被清洁剂腐蚀得褪皮的清洁工，那些因为采摘水果而累得直不起腰的农场工人，我们真的有胆量指着他们说，这些人之所以生活在社会底层，是因为他们懒惰吗？
• 你可能会说：“我之所以能取得今天的成就是因为我勤奋工作。”我承认你说得对。但我们都知道，有无数穷人同样付出了巨大的努力，却只能面对这样的现实。[插图]
• 我们的生活受到很多因素的影响，有很多问题是我们无法控制的，而且这个世界的运转方式本身也有很多无情且不合理的地方。我们每天都要应对世事无常，我们的未来受制于出身和机遇，我们不得不面对这种令人愤慨的不公平。
• 我们大多数人相信，通过勤奋工作能够获得成功，这是无可争辩的事实。然而，我们大多数人同时也意识到，如果我们是白人，或者我们的父母受过高等教育，或者我们拥有人脉资源，那么我们就会比其他人更具优势。
• 只靠自力更生能达到的成就是有限的，教孩子勤勤恳恳、艰苦奋斗当然是好的，但能直接教会孩子这个社会的游戏规则才更有帮助
• 只要贫穷与巨额财富并存，那些胜利者就会不断地为这样的现实寻找借口：那些无法改变命运的人只是因为他们不够努力；社会福利会导致长期的依赖性；为贫穷的人提供更多的机会是具有破坏性的，可能导致社会主义和暴政的出现。这种宣传之所以一直循环往复，不是因为我们真的相信它们，而是因为它们能将我们组织起来，从而得以回避一个更令人触目惊心的真相，那就是我们的生活和穷人的生活是交织在一起的
• 政府援助其实是一场零和游戏。最大额度的政府补贴并非旨在帮助贫困家庭摆脱贫困，而是用来确保富裕家庭能继续保持富裕，这样一来，留给穷人的资源就更少了
• 如果这就是我们的初衷，我们的社会契约，那么我们至少应该有勇气承认这一点，大大方方地说出来“是的，这就是我们想要的国家”，而不应该看着穷人说“我们真的很想帮你，但是我们负担不起”，因为这种说法不过是一个谎言。

 第六章 我们如何用钱换取机会

• 21世纪初，在金融危机尚未到来时，有媒体称我们国家正在进入第二个“镀金时代”。2007年10月，《纽约时报杂志》的封面刊登了一张镀金的下水井盖，就好像纽约人冲马桶都能冲下去钱一样。
• 我们开的汽车比其他国家的人开的汽车都更大，住的房子也更大。平均而言，一座美国新建房屋的面积是一座英国新房的三倍。超过1/8的美国家庭除了平时住的房子以外还有其他房产，包括第二居所和分时度假房
• 过去，富人喜欢炫耀自己的财富，其中一种方式就是表现得对工作毫不在意。而如今的美国精英却更愿意一边抱怨自己的忙碌，一边一刻不停地工作。
• 我们希望投资能获得良好的回报，我们喜欢智能设备，我们渴望便宜的物价，一旦价格稍有上涨，我们就会大惊小怪。又快又便宜——这就是我们美国人的消费方式。但总要有人为此付出代价，那就是美国的底层劳动者。企业得以把价格压到最低，是因为给工人支付了难以维生的工资。严厉的监督和控制促进了快速的服务。是工薪阶层和贫困劳工（现在甚至还有工薪流浪者）在承担我们的欲望和休闲的成本。
• 在所有发达的民主国家中，对阶层极化的接纳让美国显得与众不同。在这里，社会流动具有两面性：那些让我们走上巅峰的力量，同样可以把我们打入深渊。
• 在这样一个贫富差距巨大的国家，穷人越来越依赖公共服务，而富人越来越想摆脱它们，这就导致“私域奢靡而公域贫瘠”的现象，这种模式会不断自我强化，改变我们的社区，进一步拉大我们的差距
• 随着人们积累越来越多的财富，他们对公共服务的依赖就越来越少，因此也越来越不愿意出钱支持公共服务。如果他们通过税收减免或其他方式得偿所愿，其个人财富就会继续增长，同时公共服务会变得越来越差。随着公共住房、公立教育和公共交通变得缺少资金投入，它们就会渐渐成为只有穷人才使用的东西。
• 接着，人们就会开始诋毁整个公共部门，好像它从根本上就充满腐败，而不是富人为了保护自己的利益而去有意破坏。很快，富人和穷人都开始对公共设施表示不满，富人是因为被迫为自己不需要的东西付钱，而穷人是因为他们需要用的东西变得破败不堪
• 在美国，贫穷的一个明确标志是依赖公共服务，而富裕的一个明确标志则是远离公共服务。有足够的钱就能实现“经济独立”，这并不意味着从工作中独立出来，而是意味着从公共领域独立出来。
• 在发展中国家杂乱而繁忙的城市中，私域奢靡而公域贫瘠的现象以极端的形式呈现在人们眼前。在拉各斯，豪华住宅被铁丝网环绕，周围站着手持机枪的男人保持警戒；在德里，司机驾驶着配备空调的豪华车辆送富人去私人医院就诊，沿途经过一群在街边乞讨的孩子。
• 密歇根州的议员们为了迎合富裕的选民而拒绝提高税收，导致密歇根州为了保持收支平衡没有对基础设施进行升级和安全检查，这直接引发了弗林特饮水危机，让大约12000名儿童面临铅中毒的风险，其中大多数是贫困的黑人儿童。
• 只要看看整个社会的钱都花在了哪里，你就能发现这种私域奢靡而公域贫瘠的趋势并非仅仅存在于个别社区，而是已然蔓延至整个国家。
• 在过去50年里，美国个人收入增长了317%，而联邦政府的财政收入只增长了252%。个人财富的增长速度已经超过公共财政，逐渐对公共投资形成抑制
• 随着我们收入的增长，我们选择把更多的钱用于个人消费，减少公共支出。我们休闲度假的方式越来越奢华，但公立学校的老师如今要自掏腰包购买教学用品。
• 1955年，政府支出约占经济总量的22%，这种状况持续了很多年。但公共投资从20世纪最后25年开始下降。到了2021年，政府在所有公共领域的支出，包括国防、交通、医疗和减贫项目，加起来只占GDP的17.6%。与此同时，个人消费在GDP中的占比从60%增长到69%。
• 1981年，国会议员杰克·肯普提出《经济复苏税收法案》，并由里根总统签署，这项法案使联邦税收在4年内缩水超过13%。该法案包括全面削减个人所得税，其中最高边际税率减少了20个百分点，同时大幅削减了遗产税。
• 法案实施后，赤字立即扩大，利率攀升，市场衰退，导致里根在第二年被迫提高企业税，以在一定程度上扭转这种局面。但总统的预算调整导致的代价在公共项目上表现得最为突出。里根削减了住房和城市发展部的资金，不是削减20%或40%，而是近70%之多。这个部门曾经掌握着仅次于国防部的预算，在贫困社区建设安全可靠的住房。但很快，住房和城市发展部就负担不起房屋的垃圾清理费和电梯修缮费用了。
• 减税是导致私域奢靡而公域贫瘠的主要原因之一。
• 大规模减税从根本上重塑了民主党和共和党的议程，导致私人财富的崛起与公共领域的贫困并存；这并不仅仅是对政府过度干预的一种回应，也是白人对被迫与黑人共享公共资源做出的反应。
• 许多人开始把纳税看成对黑人的强制捐献。
• 历史学家凯文·克鲁斯写道：“法院强制在公共空间进行种族融合，最终并未带来真正的融合，而是带来了新的分裂，公共空间越来越多地被黑人占据，而白人则逐渐创建起属于自己的新的私人空间。”
• 私域奢靡而公域贫瘠的趋势对穷人造成伤害，并不只是因为它导致公共领域资金匮乏，更在于这种匮乏催生了新的私营产业，最终这些私营产业会取代公立机构成为机会的主要提供者。随着更多富人开始依赖私营产业，他们就会更不愿意支持公立机构。
• 但是，私域奢靡而公域贫瘠的现象导致了“机会的商品化”，那些社会阶层上升通道如今都标好了价格。想让机会变得不平等、不公平，最直接的办法就是为机会标价。
• 特朗普总统说自己的标志性政策就是“美国历史上最大规模的减税”，这虽然不准确，但他确实减了很多税，预计到2027年，这将导致公共投资减少1.9万亿美元。[插图]私人得利，公众受损。
• 机会是可以囤积的，具体的途径不仅在于用私营服务代替公共服务，还在于可通过个人的财富获得专属的公共服务，花钱给自己买一个高端社区的入场券。在美国许多地方，一份昂贵的房贷买到的不仅仅是房子，还有良好的教育，一流的课外活动；这些地方的公共安全非常可靠，而且看起来自然而然，让人感受不到这是社会设计的产物。
• 区划法规定了特定社区内可以建造哪些类型的房产，由于不同类型的房产通常会吸引不同类型的业主，这些法律实际上也决定了谁能住得进来，谁又被排除在外。像所有墙一样，区划法决定了太多命运
• 美国城市的市政区划条例要追溯到20世纪20年代，但那时候的条例往往是用来规划城市建设的，比如规定在哪里建厂，在哪里建商店，在哪里盖住宅，而不是像今天一样用来禁止在住宅区修建某种类型的住宅。
• 这种排他性的规定最初是为了应对大迁徙现象而出现的。当数百万的黑人家庭逃离南方的种族恐怖主义后，他们迁往的城市开始通过市政区划条例在黑人社区和白人社区之间筑起了一道道“墙”。后来，美国最高法院裁定区划条例中不能含有明确的种族隔离内容，作为回应，亚特兰大将两种住宅区的分类从“R-1白人区”和“R-2有色人种区”更改为“R-1住宅区”和“R-2公寓区”。
• 我们的做法由禁止某些类型的人进入我们的社区，转变为禁止修建这些人可能居住的房屋类型，也就是多户公寓楼，最终也实现了同样的排他效果。
• 如今，美国许多城市在很大程度上仍然与“R-1住宅区”没什么两样。正如《纽约时报》在2019年写道：“在许多美国城市，法律规定75%的住宅用地只能修建单户住宅。”2021年一项针对100座大城市的研究显示，典型的中心城区只有12%的住宅用地允许建公寓楼。
• 这种城市规划方式是美国独有的。希腊和保加利亚在其市政规划中并不区分单户住宅和多户住宅，而德国已经明确承认在同一社区内修建多种类型的住房是有好处的。
• 由于一系列排他性的区划政策，那些进步派的城市反而建起了最高的墙。这并不是因为自由派人士更支持种族隔离，而是因为这些城市在大迁徙后黑人人口增长最多。
• 这种模式非常持久，美国城市不仅过去是这样，今天还是这样，这就令人怀疑，我们究竟是否在致力于实现公平和平等。
• 以一栋120户的公寓楼为例，一项研究发现，比起自由派的业主而言，保守派的租户实际上更愿意在自己的社区建设这样的公寓。[插图]这么看来，我们的社会分化可能没有那么严重。也许，当收入达到一定水平后，我们都会赞成种族隔离。
• 富裕的白人自由主义者倾向于支持那些不会对他们的财富构成实质性威胁的进步政策
• 在民权运动时期，白人精英支持在公园和公共游泳池实现种族融合，因为他们自己并不用这些设施，他们有私人俱乐部
• 20世纪70年代，富裕的白人自由主义者不愿意对自己居住的社区进行重新规划以提升包容度，但支持强制性的校车制度，因为他们生活在郊区并不会受到这一政策的影响。
• 这样的自由主义是有限度的，是以人们的居住地划界的，不仅把低收入人群挡在了全国最好的公立学校和最安全的社区门外，还意味着工薪阶层的白人家庭被迫承担种族融合的成本，而白人精英则不用承担。这让蓝领白人对精英及精英机构（比如大学及其所从事的科学研究、新闻机构及其报道原则，还有政府及其得体形象）心生怨念。这种怨念催生出了新的政治立场以及一种政治化的愤怒情绪，至今仍然影响着我们。
• 正如希瑟·麦吉在《我们这个整体》(The Sum of Us)一书中所写：一个群体的收益并不一定要以另一个群体的损失为代价；正是“零和思维”导致穷困的白人一次又一次选择宁愿忍受贫困和疾病，也不愿与黑人平等。
• 通过囤积资源和立法把那些不如我们幸运的人群排除在外，确实能有效帮我们实现财富增长。而那些被排斥的人，只能在围墙之外继续苦苦挣扎。
• 如果你修建了一个社区，里面都是漂亮且昂贵的房子，同时又禁止在这里再盖新房，好提升你房子的价值，那就等于把你自己的房子变成了一种稀缺资源
• 如果你设计了一套公立教育体系，主要为精英家庭的孩子服务，其家长有足够的时间和专业知识来投资孩子的教育，能够支付额外的钱雇家教和大学申请顾问，可以花钱让孩子去其他州做实地考察，也有钱做心理咨询——那么你就能创造一个优异的教育环境，把孩子送进大学
• 另一项研究发现，富人和穷人之间的成就差距在幼儿园之前就已经形成，并且已经固化。
• 如今，借由迎合特权阶级的物质利益来推动社会变革的策略已然流行起来。
• 拜登在竞选总统时，曾对着一屋子富有的捐赠人说，如果他当选了，“不会发生根本的改变”。拜登这样做是在重复一个耳熟能详的自由派论点：如果你来和我一起减少这种能让你受益的不平等，你将什么也不用失去。这种“人人都是赢家”的论述听上去很假，因为本来就没有这么一回事。如果减少贫困和消除种族界限能让有钱人的小孩进入更好的大学，或者能提升公司股价，那么美国的有钱人还不早就去做了？

 第七章 为结束贫困而奋斗

• “我骑在一个人背上，勒住他的喉咙，让他背着我走，然后对自己和别人说，我是真的很同情他，我希望用一切办法来减轻他的负担——但我不要从他背上下来。”
• 这个道理在19世纪的俄国适用，在今天的美国同样适用。问题不在于“虽然”我们很富有，“但是”这个国家还存在很多贫困；而在于“因为”我们很富有，“所以”这个国家还存在很多贫困。
• 而我们今天是怎么把贫困加诸美国的穷人的呢？至少有三种方式。第一，我们剥削他们。我们限制他们在劳动力市场、房地产市场和金融市场的选择与权力，压低工资，同时迫使穷人为住房、获取现金和信贷支付过高的价格
• 企业显然从剥削员工中获益，但我们购买贫困劳工生产的廉价商品，购买他们提供的廉价服务，并且直接或间接地投资于股市，我们同样在获益。从住房剥削中获益的人，不只是出租房子的房东，还有其他业主。因为大家一同努力把房子变成了稀缺品和奢侈品，有房一族的房产价格得到了提升。银行和发薪日贷款机构通过对穷人进行财务剥削而获益，而我们这些在美国银行或富国银行拥有免费活期账户的人同样在获益，因为这些免费账户是由巨额的透支费用所补贴的
• 第二，我们优先考虑的不是减轻贫困，而是补贴富裕阶层。如果美国对逃税的企业和家庭进行严厉打击，并将收回来的税款重新分配给最需要的人，那么美国立刻就能在不增加财政赤字的情况下终结贫困。[插图]但是，我们却让富人蒙混过关，并且给已经很富裕的人提供更多福利，从而创造了一个严重偏向上层阶级的福利体系。
• 有些提案能让儿童贫困率减半，或者让所有美国人都能看得起医生，而我们的民选官员看着这些提案的预算，咂着嘴问：“但钱从哪来呢？”钱从哪来？这个问题真是太可恶、太自私、太不诚实了，明明答案就摆在我们面前。只要我们让国税局去履行自己的职责，钱就有了；只要让我们中间的有钱人从政府那里少拿走一点，钱就有了；只要我们把福利制度设计成旨在创造机会而不是保护财富，钱就有了。
• 第三，我们建造了繁荣的、排他性的社区。在此过程中，我们把财富集中在某些社区，并把绝望留给其他社区——这就是囤积机会的外部性。财富的囤积会滋生贫困的陷阱。[插图]财富集中起来会产生更多的财富，而贫困集中起来则会产生更多的贫困。贫困本身就会带来痛苦，而作为穷人，被贫困包围会带来更深的伤害。[插图]反过来，自己有钱并且周围都是有钱人，这就是特权中的特权
• 在美国，制造贫困的不是只有讨债人或者私营监狱的典狱长，我们只需要投票赞成那些会导致私域奢靡而公域贫瘠的政策就可以了，然后继续躲在我们维护的高墙后面，用这些财富来经营自己的生活。我们可以给这堵墙挂上加兹登旗或者彩虹旗[插图]，贴上“所有人的命都是命”或者“黑人的命也是命”的标语，但不管我们怎么去装点，都不能改变高墙的本质。
• 我们都知道，这块丰饶的土地上有太多的贫瘠之处。我们中有许多人需要换4趟公交车去上班，有人只能睡在车里，有人患有牙痛却只能忍耐，直到蛀牙麻木了他们的神经，有人在饮用我们明知道已被污染的水，面对这样的情况，积累那么多财富又有什么用呢？作为一个整体，我们应该大幅增加对经济稳定和基本尊严的投资。
• 大量证据表明，低收人群没有充分利用政府的援助项目，原因无他：完全是因为我们把项目搞得太过复杂，令人费解。人们要么没听说过这些专门为他们设计的援助项目，要么是申领过程太烦琐。
• 2020年，美国贫困线以下所有人的收入总和与贫困线之间的差距是1770亿美元。
• 1770亿美元还不到美国GDP的1%，每年美国人浪费的食物价值都比这个数目要大。
• 这笔钱从哪来呢？在我看来，最好的办法是先从解决偷税漏税问题着手。据国税局估计，美国每年因未缴税款损失超过1万亿美元，其中大部分是由于跨国公司和富裕家庭逃税导致的。国会没有给国税局下发足够的经费去追查偷税漏税的罪犯，令国税局在这个问题上力不从心。
• 近几十年来，企业越来越多地把赚来的钱放在空壳公司中，这些空壳公司是在税率极低的国家注册的。
• 许多企业为了避税各显神通。富裕家庭也找到了避税的新办法。有研究表明，大多数美国人支付了应缴纳税款的90%，而超级富豪只付了75%
• 这种情况是因为有钱人越来越多地聘请专业的税务人员帮忙报税，这是一个迅速发展的行业，业内人士设计出巧妙的方法来避免客户的钱被拿去投资公共福利。[插图]企业将利润藏在避税天堂，富裕家庭将有价值的资产藏在海外账户里，他们这样做等于欺骗了美国公众，迫使其他人为其贪婪买单
• 收入不平等让富裕家庭拥有了更大的政治权力，他们利用这种权力来争取降低税率，这反过来进一步增强了他们的经济和政治力量，形成了一个不民主、不公正的循环。
• 自1962年以来，美国的穷人、工薪阶层和中产阶级的实际税率上升了，而对于收入水平排在前10%的美国人，尤其是那些最为富有的美国人来说，税率却在下降，这非常不合理。
• 有人说，这样做会削弱创新的动力和创业精神，对经济产生不利影响。但没有哪个真正的社会科学家相信适当增加对富人和跨国公司的税收会伤害经济。
• 既然富人在享受减税的同时并没有带来他们所承诺的那种经济活力，那他们至少应该拿出更多的钱投资公共领域。
• 我们国家理应帮人们创造财富，不应该过度补贴财富创造。数百万人仍在贫困中苦苦挣扎，为什么我们如此专注于增加富人的财富呢？PayPal公司的创始人彼得·蒂尔的罗斯个人退休账户价值50亿美元。只要这位亿万富翁在59岁半之前不动用这笔资金，它就是完全免税的。这是我们要纠正的情况的一个极端体现，过去有人管这种情况叫“富人的社会主义和穷人的自由市场”[插图]。
• 我并不是在呼吁“再分配”。我是在呼吁富人正常交税，呼吁调整我们的社会安全网以做到公平均衡，呼吁回归美国在公共福利上做出更大投资的时代，呼吁多关照穷人，给予富人的则适当减少。
• 2008年经济衰退之后，收入水平处于后半部分的家庭花了整整10年的时间，才将收入恢复到衰退之前的水平。而在新冠疫情引发的这波经济衰退后，他们只用了一年半的时间。政府的援助在这次复苏中起到了主要的作用。
• 只要我们中最富有的人把该交的税款补齐，几乎就可以让美国所有贫困人口脱贫了。
• 我们需要确保针对穷人的援助能留在他们的口袋里，而不被别人夺走——不被依赖政府福利补贴其低工资的公司、在租户工资上涨时提高租金的房东，或是收取高额罚款和费用的银行与发薪日贷款机构掠夺。如果我们不能解决市场底层存在的种种剥削，就可能白白增加了政府支出，还白白浪费了50年时间却没能解决贫困问题。我们必须让穷人拥有权力。

 第八章 让穷人拥有权力

• 人人都应该得到公平对待，但穷人往往是得不到的。有选择权，就能对抗剥削。因此，消除贫困的一个关键步骤是让更多人有权决定在哪里工作，住在哪里，在什么地方办理银行业务，什么时候组建家庭。
• 大多数州仍然允许餐馆和其他服务行业支付低于最低工资的薪水，按照联邦规定，只要每小时不低于2.13美元就可以了，这让500万劳动者被迫依靠小费生存。
• 为什么会有比最低工资更低的薪水呢？这是奴隶制遗留的问题。曾被奴役的黑人获得自由后，一些餐馆老板雇他们工作，却不付工资，让他们不得不依靠顾客的施舍才能有收入。
• 至少有80个设立最低工资标准的国家都规定政府差不多每年需要重新评定相关标准，但我们国家没有这个要求。
• 提升劳动者的权力是解决劳动剥削的最好方式。工会在这方面有过非凡的成就，但工会已经不可能回到以前风光的时代
• 新的劳工运动必须具备包容性和反种族主义的特性，无论是年轻人还是老年人，无论是在田间劳作的农民、餐馆的服务员、家庭或办公室的清洁工，还是为我们的老人和病患提供照顾的护理工作者，都应被包含其中。
• 他们通常会想到芝加哥和圣路易斯等城市里那些种族隔离的、苏联式的公寓大楼。那些建筑最终变得破旧不堪，暴力事件频发，甚至有时令人感到将其爆破也好过继续留存。
• 而且，相比同龄人，那些能住进公共住房的孩子在成年后进监狱的比例更低，收入水平更高。
• 如果能扩大公共住房的覆盖范围，我们就可以为更多甚至所有低收入人群提供永久的、平价的住房。
• 目标只有一个，那就是结束对穷人的剥削，但实现的方式有很多种。我们应该赋权美国劳动者，并扩大公共住房的覆盖范围，还应该确保人们能公平地获得资本。银行应该停止每年从贫困人群和接近贫困的人群掠夺巨额资金的行为，立即停止收取过高透支费用的做法。
• 为了停止财务剥削，我们需要扩大而非限制低收入人群获取信贷的途径。
• 避孕药的使用让我们了解到，对于女性而言，生育赋权和经济赋权是紧密相连的。避孕药从20世纪60年代末期开始普及，从那以后，女性的大学入学率和就业率飙升，她们的人生不再像以前一样依赖男性。今天也一样，那些能采取可靠避孕措施的女性比其他女性受教育的时间更长，参与工作的比例也更高。她们生孩子较晚，生育次数也较少。然而，对许多贫困女性而言，可靠的避孕措施仍然遥不可及。
• 当女性掌握生育计划的控制权时（包括选择终止妊娠的权利），她们就能在教育和经济领域为自己争取更多可能性。
• 对于美国严重的贫困问题，那些积累了最多权力和资本的人要负最大的责任，包括在过去50年里使低收入人群彻底失望的政治精英、把利润摆在人之上的企业老板、为一己私利而不顾美国人民意愿的说客，还有把穷人从城里赶出去、加剧住房危机的业主。
• 同样地，美国的贫困问题不仅仅是国会和企业董事会采取的行动导致的，也是我们每天处理日常事务时所做的大量决策的结果。
• 如果一个家庭的财务状况完全取决于其房屋的价值，那么这个家庭自然而然会反对任何有可能导致其房屋贬值的事情——比如，有人提议在附近开发平价住房。
• 人与人是互相关联的，我们是作为一个共同体的成员共享这个国家和经济体，其中富人得到的优势往往是以牺牲穷人的利益为代价换来的。但这种安排并不是不可避免、无法改变的，而是人为制造的，也可以由人来解决。
• 消费者行动主义派认识到，每一次购买都是一次道德选择。对于贫困废除主义者来说，这意味着拒绝抹去产品背后的人，转而选择那些支持自己员工的企业进行消费。

 第九章 拆掉高墙

• 当我们动员起来阻止在自己的社区修建平价住房时，我们难道不就是当代的隔离主义者吗？当我们把未来留给自己的孩子，却不给其他孩子提供公平的机会时，难道不就是在对未来进行殖民吗？
• 把人们更好地融合起来，就能把存在于学校和社区里的贫困分散开，让贫困不那么集中。
• 即使是目前最受欢迎的反贫困提案（比如全民基本收入计划），往往也没有触及隔离问题，这让人倍感失望，好像我们已经不想解决这个问题了，好像我们最多只能做到建立一个不平等程度稍低、但仍旧彼此隔离的国家
• 当富人和穷人过着完全不同的生活，任何只有穷人才需要的机构或项目都会支持者寥寥。
• 然而，当各个阶层的家庭都把孩子送到同一所学校，在同一个公园里野餐，在同一条街道上行走，那么这些场所的好与坏就和所有家庭都联系起来了。
• 我们应该调整我们的社会安全网，提高最低标准；遏制剥削，让穷人拥有权力；远离种族隔离，支持共同富裕。这才是在美国根除贫困的途径。
• 马丁·路德·金在伯明翰的监狱里写道，“任何地方的不公不义都威胁着所有地方的公平正义”，因为“我们都处在一个无法抽身、相互依存的网络中，我们的命运紧紧连在一起”。

 结语

• 这究竟是谁的战斗？如果你没有地方住，没有工作，如果你是一位只有固定收入的残障人士，如果你受到过剥削和排斥，曾被监禁或驱逐，那么这就是你的战斗；如果你是没有身份的移民，为这个国家贡献了血汗，却几乎没有得到什么回报，或者你是被企业欺压和蹂躏的工人，那么这就是你的战斗；如果你是美国数以千万计的努力勉强维生、在贫困与温饱间挣扎的人之一，那么这就是你的战斗；[插图]如果你是年轻人，对城市的生活成本和高昂的大学学费感到失望，对那些为现状辩护的花言巧语感到厌倦，那么这就是你的战斗；如果你的生活已经有了保障，也希望你的邻居和你一样生活得到保障，如果你想让这个国家所有人都过上有尊严的生活，如果你热爱公平和正义，不想为了一己私利参与剥削，如果你的国家存在任何苦难都会让你感觉有失体面，那么这也是你的战斗。
• 我们需要的并不是多么高明的办法。我们需要的是解决问题的意志。

 译后记

• “有人说我们是种族主义者，是NIMBY，这太不公平了，”另一位邻居说，“我们并不是不欢迎新邻居，只是不想要高密度住房而已。”NIMBY指“not in my backyard”，即反对在自家社区修建平价住房的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