阎步克编著

 第二版前言

• 所谓“制度史观”，就是从政治体制、政治形态来观察、阐述社会历史变迁。这里所理解的“政治体制”，包括政治制度和政治势力两方面。所谓政治制度，主要是政权的组织制度、人事制度和法律制度；所谓政治势力，指不同群体、集团、阶层、阶级的相互关系。前一个可以说是“制”的方面，后一点可以说是“人”的方面。“制”与“人”二者的结合，共同构成了“政治体制”。
• 相同的政治组织结构下，可能有不同的政治势力结构；而不同的政治组织结构之下，也可能存在着相似的政治势力结构。
• 从皇权中衍生出了宗王、外戚、宦官等势力，不但参与政治角逐，也以不同方式影响到了政治制度与政治形态。
• 魏晋以下，士人与士族的发展，造成了士庶对立。东晋还一度出现了门阀政治，皇权低落。士族门阀是一种贵族化了的官僚，而贵族与皇权此消彼长，贵族化消解、侵蚀皇权的力量。相应地，政治制度发生了若干变态，如，维护士族选官特权的九品中正制，恰好与这个时代共始终。
• 道家在汉初一度促成了“黄老政治”，此后在魏晋演化为玄学，玄学显然是一种士族文化。田余庆先生甚至认为，“由儒入玄”是门阀形成的条件之一。
• 在当代世界，分属民权文化传统、集权文化传统、神权文化传统的不同人群，依然各自执着于百年千年久已习惯了的政治生活方式，这样的现实，也给了我们以强烈印象。
• 进入隋朝，“则为中央政令之统一，与社会阶级之消融。古代之贵族封建，以及魏、晋以来之门第特权，至此皆已消失。全社会走上一平等线，而隶属于一政权之下”[8]；随后，科举竞选再造了所谓“平民社会”“士人政府”。
• 士族门阀、部落贵族的巨大身份特权，在唐宋不可能一下子降下来。唐宋门荫、恩荫依然保持了较大规模。从数量上说，唐代官吏大多数来自门荫。宋代科举已非常繁荣，科举取士平均每年达360多人，但恩荫入仕者规模更大，每年不下500多人

 序言

• 官僚体制不仅是一个安排行政功能的架构，也是一个安排身份、分配权势的架构。权势的分配一般采用“官本位”，是通过品阶勋爵来实现的。
• 现实政治中的君权是动态的，其贯彻的强度和运作的空间，是受各种政治势力制约的，是君臣“博弈”而达到的动态平衡。
• 官贵的形态及其与君主的关系，也是塑造君权的因素之一。
• 各色官贵的政治角逐会造成不同的政治形态，如文吏政治、士人政治、门阀政治、军功贵族政治、宗王政治，还有外戚专权、宦官专权、异族统治等。
• 皇宗、外戚、宦官都是皇权的附属物。
• 一些时候官员会趋于身份化、特权化、阶层化、封闭化、自主化，这种演化的最终结果是贵族化，但现实中它可能停留在某种程度上，或浓厚或轻微。
• 在传统中国，大多数时候官僚来自知识文化群体，或说士人。士人拥有古典文化知识和儒家政治理想，提供了帝国统治所需的文化知识，维系着正统意识形态；他们还发挥着制约皇权（通过谏诤等活动）、整合社会（通过教化等活动）的特殊功能，这些特殊功能使帝国体制较富弹性。

 二 波峰与波谷

• 秦汉是它的一个波峰，其时帝国的规模、制度的进步和管理的水平，都处于古代世界的前列；魏晋南北朝则陷入波谷：帝国面临着动荡、分裂，在体制上也出现了变态、扭曲。
• 先秦还出现过一部规划官制的古书《周官》，其成书年代虽不怎么清楚，但其中“分官设职”的精心安排，也反映了中国人对精密整齐的官员组织很早就兴趣盎然。
• 汉武帝登基后决意独尊儒术，儒家学说成了王朝正统意识形态，儒家的“礼治”精神开始和帝国的“法治”结合起来；“经明行修”的士人源源进入政府，与文法吏并立朝廷。士人与文法吏后来逐渐融合起来，由此确立了“士大夫政治”。
• 在这个时候，中华帝国初步奠定了它的“常态”。“常态”指什么呢？就是皇帝专制、中央集权、官僚政治、儒家正统和“士大夫政治”。
• 东汉帝国在重重危机中解体，其后是三国分裂，皇权低落，政治动荡，出现了法纪松弛的情况。统治集团封闭化了，若干大官僚的权位家世蝉联。在东汉已逐渐壮大并取得了文化支配地位的士人群体，此期演变成一个士族门阀阶层。儒学低落，玄学清谈和佛教、道教流行开来，它们以某种形式、在某种程度上淡化了皇权的独尊和神圣。
• 所谓中国的“中古”，并没有重复蛮族南下后西欧中世纪的那种经历。蛮族甫下之后的西欧中世纪，没能把罗马帝国的官僚组织和专制倾向继承下来。秦汉的制度文化展示了巨大惯性，它使帝国政治在穿越了各种波动变态之后，仍得以回归于其历史运动的“轴线”。

 三 常态、变态与回归

• 专制集权官僚体制自秦而始，皇帝—官僚—编户齐民的三元体制、官僚行政组织和法律、士大夫的支配地位和儒家正统意识形态等，作为基本或经常性的特征，连续发展直到明清。所谓“二千年之政，秦政也”，所谓“百代多行秦政法”的说法，表达的都是类似的“两千年一贯制”的观感。
• 中国历史变迁的主体是什么呢？除了种族之外，我们认为就是其独特的制度与文化。在这个意义上不妨说，中国历史就是秦始皇和孔夫子的历史，前者奠定了中国制度的基石，后者奠定了中国文化的主调。
• 所谓“两千年一贯制”，并不是一个线性上升的进程，然而在各种事象的沉浮动荡中人们看到了一条“轴线”，它最终呈现为各种上下波动、左右摇摆所围绕和趋向的东西。这个变迁的“中轴”，就是我们所说的“常态”。
• 制度的运作发生了扭曲和松弛，但制度架构本身依然是保障“尊君卑臣”“选贤任能”的。
• 军事和战争既是摧毁王朝的手段，也是激活旧体制的途径。军队的暴力性质、集权结构、严峻法纪和功绩制度，与专制集权和官僚政治有天然的契合性。在历史上常能看到，血与火中一个生机勃勃的军事集团重建政权，新兴的皇权把动乱所激发出的暴力体制化，并进而向官僚组织注入了新的政治能量。

 第一章 从王国到帝国

• 大规模的“治水”就需要专门规划，需要用职能分工和集中管理的方式大规模组织人力，也许这就促进了氏族社会的质变和集中化权力的产生吧？所以有的学者说，夏朝国家是对战胜洪水的献礼。
• 文明是用野蛮为自己来开辟道路的。
• 周朝政治制度已较体系化了，而且留下了很多被后代沿用的官名。
• 现代的角度看，政府组织与亲缘团体是性质迥异的，然而官员体制和宗法关系的同时发达，却构成了中国早期国家的突出特点。这是个让人惊异的事情。
• 战国的“郡”最初是一种军区，所以其长官称“守”，即镇守者。换言之，郡县制源于以军政方式对地方实行集中化的控制。

 二“海内为郡县，法令由一统”

• 还有大量无秩但为官府承担行政职责的人，他们虽不在“员吏”概念之内，但也是帝国金字塔的基石。
• 为强化中央对地方的监察，汉武帝分天下为豫、冀、兖、徐、青、荆、扬、益、凉、并、幽、交州及朔方等13州部，各置刺史，秩六百石。
• 西汉后期，刺史逐渐有了固定的治所和下属。东汉中期后，往往以刺史统兵镇压各地起事者。
• 汉灵帝进而把一批要州刺史之职改为州牧，秩二千石；若以宗室或九卿担任，则为中二千石。由此，州牧逐渐变成了郡守国相的上司，郡县两级制开始向州郡县三级制过渡

 三 皇帝—官僚统治阶级

• “自然的经济增长”会自然地使大多数人受益；得把自然增长的部分扣除了，才谈得到政府的作用；得把政府的义务扣除了，才谈得到政府的功劳。
• 当然也可以认为，人民是以赋役的代价来换取朝廷的公共管理产品的；可其间并不是平等交易，皇帝和官府是以昂贵的垄断价格强买强卖的，而且其所提供的经常是劣质品。可是话语权总在强者手中，臣民当久了，就会以为自己真是皇帝养活的。
• “法律神授”的观念在中国古代却没有出现。在这里，“前主所是著为律，后主所是疏为令”，皇帝的意志就是法律的渊源。
• 通过权势占有财富，“升官就能发财”，是官僚帝国最突出的现象之一。
• 皇族、贵族和官僚们是社会财富的最大消耗者。他们所凭借的官府，是社会之上的“巨无霸”。这是一个“政治优先”的社会，“官本位”的社会。

 一 决策权力与执政资格

• 秦汉建立了宰相制度。“相”这个官称的本意是辅助。战国后期“相”逐渐变成了百官之长，形成丞相制度，尊之则称“相邦”，汉代为避刘邦之讳，又改称“相国”了。“宰相”在古代大多数时候不是正式官名，而是一位或数位执政首脑之称，哪些官职可以看成宰相，是因时而异的。按祝总斌先生的意见，同时拥有议政权及监督百官执行权者，就是宰相。
• 汉初的相权比后世大多了，还没像后世那样被分割和弱化
• 丞相权力趋于低落的同时，中枢体制也开始变化、开始复杂化了，表现在侍从参与议政、尚书参与机密、权臣领尚书事、将军辅政或外戚辅政等制度之上。
• 宫中原有几位负责文书收发的小吏，称“尚书”，员四人。汉武帝令其不仅传发书奏，而且还协助处理书奏。尚书遂可参与机密，操持机柄，甚至劾奏朝臣、参与选官了。若用宦官任其事，则称中书。汉元帝时，尚书已号称“百官之本，国家枢机”。尚书组织也在扩大：汉成帝时分五曹；加上尚书令、仆射及丞四人，共十一人。尚书机构的兴起显示，宫省近臣，具有膨胀为中枢机要机构的很大潜力。汉武帝临终前，又以外戚霍光为大司马大将军领尚书事，为内朝之主。这样，一个宫中决策的架构就凸显出来了，称“中朝”或“内朝”，与丞相为首的“外朝”相制衡。
• 西汉后期丞相制度，又向三公制过渡。从汉成帝到汉哀帝间，丞相制被罢废，代之以大司马、大司徒、大司空的三公制。改制的理由，据说是宰相一人难以独任三公之事，其结果却是削弱了相权。
• 专制之下不利于君权的变动很难推行，相反方向的变动却总是如水之趋下，在下意识中就自然而然发生了。
• 外戚的煊赫反而威胁到了皇帝个人权势，皇帝便求助于宦官。

 二 行政组织的进化

• 一掌军政，一掌民政，一掌土木工程。

 第三章 文法与文书

• 秦与汉初政治，体现了“以法治天下”的精神，在官僚的选任上就是“以吏治天下”。“以法治天下”，是就其不用儒术礼教而言的；“以吏治天下”，则是就其不用儒生文士而言的。这跟后代以儒术为正统意识形态、注重礼教、任用士人的后代王朝，是大异其趣的。
• 在中华帝国初创之时，曾经有过“文吏政治”的情况，而所谓“文吏”，几乎就是社会学家所定义的那种专业文官。

 一 刀笔吏治天下

• “文吏”也称“文法吏”，“文法”指的是吏员们所具备的文书和法律的专业技能。也可以称“文史法律之吏”，“史”即“史书”，这“史书”不是指历史著作，而是指吏员的公文书写。“史”本是运用文书的官员之特称。
• 荀子在讨论“官人百吏”的时候，还特别指出他们“不知其义，谨守其数”。
• 从战国到汉初，官僚行政的主要承担者和集中代表者，首推文法吏，而非士人。
• 秦汉所谓的“吏”的概念，跟后代是不完全一样的。宋明清的科举士大夫是“官”，处流内九品之中，九品之外不入流的胥吏称“吏”，而秦汉却是视官为“吏”的，从最卑微的佐史一直到丞相三公，都可称“吏”。
• 以“文法”取人居官的做法，跟以儒术文辞取人，以儒生文人居官的“礼治”政治，具有不同的倾向性。

 二 律令秩序

• 中华帝国的立法精神，是把维护皇帝专制、中央集权和保障官僚政治，作为基本出发点的。
• 魏晋以下，“律”的内容开始集中于刑律，“令”则用于容纳行政法令。

 三“以文书御天下”

• 东汉王充说：“萧何入秦，收拾文书，汉所以能制九州者，文书之力也！（汉）以文书御下。”

 一“庶人之有爵禄”

• 爵有两种：一是公、侯、伯、子、男“五等爵”，其拥有者是列国国君；二是由公、卿、大夫、士等爵号构成的序列，古人也叫“内爵”，是为贵族官员的等级，可视作中国最早的官阶。
• 汉文帝末年（前157），王朝创立已近半个世纪了，军功集团对重要官职的占有率仍达50%之高。

 三 从禄秩到官品

• 魏晋时一个新事物——九品官品问世了。

 第五章 儒·法与儒·吏

• 战国秦汉的学士儒生与文法吏的双峰并峙，是战国秦汉的主要政治景观之一

 三 儒法合流与儒吏融合

• 王充对儒生、文吏之优劣进行了出色辨析，指出“文吏以事胜，以忠负；儒生以节优，以职劣”，儒生的“轨德立化”与文吏的“优事理乱”“各有所宜”，哪个都不能少。
• 王莽失败的教训，使早期儒家思想中的不少非理性因素得到了清洗，儒生开始把“法治”和理性行政纳入思路了，承认了其必然性和必要性。
• 儒学已是帝国正统意识形态了，文吏为求仕途发展而转习儒学的情况，在汉代也与日俱增。这样一来，儒生与文吏又在矛盾冲突中日益接近、彼此交融。
• 这个“吏服训雅，儒通文法”的过程，造成了大量亦儒亦吏、非儒非吏的政治角色；进而一种以学者兼官僚为主体的政治形态，即“士大夫政治”，由此而奠定了基础。

 第六章 官吏的选任

• 制度既是政治博弈的规则，也是政治博弈的结果，选官制度概莫能外。选官制度变了，权势和利益的分配格局就变了；反过来说，权势和利益的分配格局变了，选官制度就会变。

 一 吏道与功能

• 一些家族父子相承学习为吏之道，官府经常从这些家族中选吏。由平民而为吏，还有“推择”的办法，即乡里推举而长官选择，当然是长官说了算。
• 由小吏而迁大吏的仕途，学者称为“吏道”。走上这条道路，首先得有文法技能，再向上升就靠“功能”了，功绩和能力是迁官的基本条件。

 二 任子与内侍

• 汉朝为官僚子弟提供的特权性仕途，主要有如下两种：任子与内侍。所谓“任子”，就是吏二千石——相当于郡守级的官僚——以上，任职满三年后，就可以任子弟一人做郎官。
• 西汉哀帝时一度废除了任子，但事涉官僚利益，不得已作罢了。
• 郎官是什么官呢？是皇宫里执戟宿卫的士官，由郎中令（后称光禄勋）统领。汉廷习惯从郎官里选拔行政官吏，所以郎署就成了仕途的枢纽之一。做郎官是很荣耀的，汉代乐府中有这样的诗句：“兄弟四五人，皆为侍中郎。五日一时来，观者满路傍。黄金络马头，赹赹何煌煌！”后代把青年男子美称为“郎”，其实就是从汉代郎官发端的。而“任子”，就是郎官的来源之一。

 三 察举与四科

• 在皇帝与军功新贵、与文法吏共治天下之时，通过任子、内侍和吏道选官，大致就足够了。达官显贵的子弟可以由任子入仕，文法吏则由吏道级级升迁。而随另一种政治势力——儒生士人崭露头角，察举制又发展起来了。
• 朝廷设立科目，规定条件和标准，指定官员向朝廷举荐合格者。
• 察举是从汉文帝到汉武帝期间萌生的
• 从科目看，贤良、方正、孝廉以德行立科，显示了“以德取人”的明确意图。
• 察举制不仅推动了汉代儒学的繁荣，而且构成了科举的前身
• 不定期下诏察举某科人才的，称“特科”；每年定期察举的，称“岁科”。
• 至于岁科，最重要者有二：一种是孝廉，被举者进入郎署，担任郎官承担宿卫。西汉郡国每年举孝廉二人，东汉和帝改为每20万人举一人。大致说，每年举至朝廷的孝廉数量约二百人。另一科目是秀才，在西汉本来是特科，后来变成了岁举，并因避刘秀的名讳而改称茂才，以州刺史等官为举主。这样，就形成了州举秀才、郡举孝廉的两科并列体制。茂才的察举对象多为现任官吏，举后直接任命为县令、县长等。孝廉的来源则有吏有民。茂才稍高于孝廉。
• 也就是德行、明经、明法和治剧四科，标准则为德行、经术、法令和吏能。

 四 阳嘉新制和以文取人

• 孝于亲者必忠于君，所以皇帝“以孝治天下”
• 东汉顺帝阳嘉年间，又一个变化发生了。其时尚书令左雄建议改革察举，对孝廉进行考试。具体办法是由公府主考，“诸生试家法，文吏课笺奏”。即，儒生出身的考经学，文吏出身的考文书。公府考毕，再由尚书省覆试。
• 所以阳嘉之制，可以看成察举到科举的过渡形态。

 第七章 官僚阶级的士族化

• 古义的“世家”指“世世有禄秩家”，
• “士族”就是士人官僚的家族，他们通过雄厚文化而世代居官，由此建立了崇高门望。

 一 乡里与豪右

• 西汉不怎么讲究门第
• 门阀源于两汉地方大姓势力，他们是在宗族乡里基础上发育滋长起来的，因而具有古老的农村结构的根源。
• 东汉大土地所有制大大发展了。豪族占有大片膏腴之田，其中团聚了成百上千的人口，称宾客、部曲、徒附等，他们程度不等地在人身上依附于主人，务农之外还兼看家护院，战乱时随时能转化为私兵。东

 二 官场与官族

• 先秦“世家”传统一度断裂之后，汉代又围绕着“官”，开始了新一轮“世家”的缓慢积累。

 三 东汉的士林

• 汉武帝“令礼官劝学”，由丞相公孙弘着手规划，设立了五经博士，还为博士设置了弟子，太学制度呱呱坠地了。这是孔门私学以来，中国教育史上又一个里程碑式的事件。
• 西汉文化重心在关东，首都却在关西，维持着“关西出将、关东出相”的格局；东汉定都洛阳，政治中心和文化中心就由分离而重合了。这是很富暗示性的。

 四 学门与士族

• 呈现为一种“学门—官族—豪右”的循环。在这里，乡里、官场、士林都可能成为循环的起点，甚至仅仅靠官场和士林的互动，就能形成士族；“古老农村结构”中的乡里豪右身份，不是必要条件。

 一 黯然失色的皇权

• 意识形态开始多元化了，儒学低落玄学抬头，淡化了皇权的神圣性。
• 一段时间中“名节”还能阻滞权臣的窥盗之谋，但汉室将亡却也成了普遍的社会预期，“豪杰之士，竞希神器”，“家家欲为帝王，人人欲为公侯”。
• 秦末起义者是“悲六国之亡”，新莽起义者是“思汉室之旧”，而黄巾却以“道”为号召，这是前所未有的。宗教的空前发展，为起事者提供了新的组织形式与思想号召
• 两晋间有至少90万北方人口南迁，南方的经济在不断发展，还有不少蛮族融入了汉族，可自吴至陈的三百年中，江南户口几乎没有增长。是什么原因呢？就在于大量人口流入私门。有人估计，魏晋南北朝的依附民数量，约略和编户相等；更有人认为，南朝政府最多只能控制实际人口的三四分之一。基层编户组织，被侵蚀得锈迹斑斑、千疮百孔。国家规模与皇权强弱是成正相关的，风雨飘摇的小朝廷之主，无法与秦汉大帝国的皇帝相提并论了。
• 权臣屡篡消解了臣民的崇仰和敬畏：皇位哪里是来自天命民意，不过是强者为王罢了
• 只有民族大义，也就是保存华夏文物和北向抵抗五胡，还能为政权的合法性提供一些支持
• 。西晋的帝陵，都不起陵寝；东晋的皇陵，大多凿于山腰，也不起坟。南朝皇陵起坟者略多了一些，但坟丘的高度，一般不过是汉陵七八分之一。皇陵从大到小，正是一幅帝国盛衰和皇权强弱的示意图。

 二 东晋：门阀政治

• 中古士族门阀是一种贵族化的官僚，所谓“贵族化”，是就其高贵身份、家族特权和政治自主性而言的。
• 魏晋以降的国家分裂、政治动荡，倒为士族提供了发展空间。首先，战乱摧残了社会文教，只有少数官僚家族保存着文化，出现了“教育的家族化”；那些保存了文化的家族成员及其子弟，当然是朝廷珍视的政治资源了。进而是“统治集团的封闭化”。因政局凶险莫测，皇帝要尽量从看上去较为可靠的心腹家族中选官用人，统治集团就趋于封闭化了。
• 前朝所积累的腐化、老化和世家化因素，就原封不动地带入了新朝；对他们，王朝只能优容、纵容以换取其效忠
• 由于缺乏一个经战火洗礼而生机勃勃的全新统治集团，所以西晋的腐朽来得分外迅速。“禅让”所造成魏晋间官僚家族权势的连续性，是促成门阀发展的催化剂。
• “公门有公、卿门有卿”
• 西晋时还有个引人注目的现象，就是宗王政治。
• 重用宗王表明，在贵族政权下，皇室是作为第一家族凌驾于其他家族之上的。这种“第一家族”的形象，比起秦汉帝国的皇帝来，无疑是一种降格；因为任用宗亲，靠亲缘维系皇权，实是一种非法制化的政治手段，也属“退行性政策”。宗王所招致的“八王之乱”，就显示了这种政策的弊端。
• 江左微弱的小朝廷，随即成为南渡士大夫发展家族权势的沃土。他们构成了五朝侨姓门阀的基本阵容。东晋由此出现了门阀政治。
• 东晋门阀政治的基本特征，可以说是“皇帝垂拱”“士族当权”和“流民御边”。
• 北来士大夫称为“侨姓”，江东的本土士族如朱、张、顾、陆等，则称“吴姓”。在江左政权中，吴姓士族的地位一直低于侨姓士族，他们曾为此耿耿于怀，但为长远利益考虑，最终仍接受了这一现实。
• 宦官、外戚、太后、宗室专权的现象，在东晋却偃旗息鼓了。宦官、外戚、太后、宗室都是皇权的附属物，靠着皇帝才能作威作福；在皇权自身难保的时候，他们也无权可弄了。
• 东晋朝廷任用流民帅为将领，但又对他们心怀疑忌，而流民帅自己也不愿脱离部曲，所以这些人大多停滞在江淮之间。尽管流民武装有时也称兵作乱，但他们强悍善战，构成了江左政权的军事屏障，并成为北府兵的主要兵源。
• 但说到底，士族并没有变成完全意义的贵族，也没有造成政体的根本性转型。

 三 南朝：“主威独运”及其限度

• 北府兵将领刘裕，以其赫赫功业代晋建宋。历史由此进入南朝。刘裕代晋的意义，不止是改朝换代而已，也标志着门阀与皇帝“共天下”局面的结束。
• 只要有可能，皇权必定寻求集权专制。
• 军人、军队和军事活动，是中国皇权的摇篮；军队和战争，是得以激活专制集权的途径之一。
• 威独运，官置百司，权不外假
• 清代史学家赵翼认为“南朝多以寒人掌机要”的原因，是皇帝不肯假权大臣，而高门又不屑于竭智尽心以邀恩宠，然则“希荣切而宣力勤”的寒人，因其最便于君主驱策，就成了君主的心膂。
• 皇权抬头，随即宗室、寒人和武将地位上升，士族的权势空间被相应压缩了。不过士族的雄厚文化、优厚特权和崇高门第毕竟历时已久，他们在社会上依然盘根错节，仍是皇权之下最具影响力的政治势力。
• 再就武将执兵柄而言，南朝的士族权势及其重文轻武之风，仍然堵塞着武将的参政渠道，及其改造政治的可能性。
• 南朝士族门阀衰而不僵，虽已屈居皇权之下，但仍盘踞在各社会阶层之上，军人、寒人都难以充分发挥其政治活力。南朝的最大困境，就是各阶层、各势力互相纠结抑制、缠腿绊脚，最终没有一支生气勃勃的新兴政治力量从中崛起，进而带动全面的政治复兴。

 第九章 士族特权及其政治理念

• 以“皇权与门阀的共治”为特征的门阀政治，只存在于东晋一朝，西晋和南朝都不是。然而士族的政治影响却不止东晋，那么可以另用“士族政治”一词，指称士族的门第特权及相关政治现象。“士族政治”，是存在于整个魏晋南北朝的，不止东晋一朝。
• 士族政治的最主要体现就是其选官特权，凭借门第而世居高位，还引发了制度层面的变动，出现了九品官人法等选官制度。与秦朝文吏、汉代儒生不同，中古士族的职业精神是很淡漠的。但他们不认为自己是尸位素餐，而是有哲学依据的，认为那么做合于“自然”、合于“无为”。可见支持官僚政治的文化理念，也发生了畸变。

 一 门阀的选官特权与品位特权

• 保障士族特权的九品中正制，是曹丕在篡汉前夜创立的。这制度的内容，是为各州各郡设置中正，由本籍的朝廷官员兼任，负责定期品评本籍士人。品评的标准是德行和才能，品评形式则是“品”与“状”。“状”是一段评语，有类今天的个人鉴定；“品”，是把人品分为从上上到下下共九品。一品是很高峻的，近乎圣贤之品，实际无人能得、形同虚设，所以二品就算最高一级了。吏部任命士人为官时，必须依据中正提供的品、状；中正品较高者，则所任官职也相应较高；各种官职需要多高中正品的人去做，都一一规定之。士人的中正品若有升降，则其所任官职也得相应调整。比如某人德行有亏，被降品了，那么官也得跟着降。
• 从标准和运作两方面说，都对官僚政治造成了扭曲。
• 士人阶层在魏晋发展为士族阶层，九品中正制也在两方面适应了这个变迁。

 三 玄学清谈的政治理念

• 中古士族上承汉末士人，同时其文化风貌发生了很大变化，最有特征性的就是玄学和清谈。
• 田余庆先生指出，东晋的主要门阀，包括王、庾、桓、谢，大抵都有一个“由儒入玄”过程
• 玄学所推崇的却是“无为而治”的君主。
• 道家持历史退化论，认为原生的人类状态最接近自然，因而是最具价值的；礼乐法度出现了，就意味着人类社会衰败了。所以道家主张的“反质”“反朴”，即返于上古。
• 那些玄远的论说，其实也包含着非常切近的政治诉求。在经历了汉末清议和党锢后，士人们在寻求一种更宽松、更自然的文化环境秩序。
• 士族也是官僚，要依靠帝国体制来保持权势，因此他们不会全盘否定君臣名教；但同时他们又是士人，渴望摆脱政治束缚，向往养尊处优、自由放任的精神贵族生活，不甘心只做君主的专制工具、法制工具、教化工具。
• 玄学激进派的矛头，直逼法术、儒术那最核心的东西，即三纲五常。
• 名教的核心理念是“忠”与“孝”。
• 中国政治是一种“意识形态政治”，意识形态一般都包括对天地人关系的整体建构，所以对天地人的不同看法，就有可能危及政权的合法性与合理性。
• 过分优越的特权，使士族腐朽下去。南朝士族已渐疏远了军国大政

 二 冰层下的潜流：官制和法制的进化

• 在政治上看，汉唐间的魏晋南北朝是两个波峰间的波谷；但从制度上看，魏晋南北朝却是汉唐制度的中介或阶梯。
• 隋唐三省分工，是中书草诏、门下审议、尚书执行，分工明确而制衡严密。

 三 选官中央化和考试制度的进展

• 魏晋江左士族的根基在官场不在乡里，不是割据一方的封建领主或与国家分庭抗礼的土地贵族。
• 士族们“寄生”于中央政权之中，其权势是在官僚组织内牟取、由吏部铨衡来获得的。

 一 胡汉杂糅与胡汉分治

• 汉晋之间，部曲、佃客等依附劳动者的身份，开始正式化了；魏晋以下士家、兵户、吏户、匠户等各种身份性的民户，种类和数量也在明显增多。

 二 异族皇权·国人武装·军功贵族

• 十六国政权大都尽力吸纳汉族士人，承认北方士族的门第特权，有的还沿用了九品中正制。
• 北魏政权的主干，是异族皇权、军功贵族和国人武装，汉族士族只是附着其上的砖瓦椽木。
• 左的最大权势者是文化士族，而北朝的最大权势者是军功贵族。南北朝的历史，就是文化士族与军功贵族的历史；南北朝的竞争，就是文化士族与军功贵族的竞争。

 三 胡化、汉化的摇摆波动

• 有一种看法，把五胡十六国的入主与欧洲史上蛮族南下灭亡罗马帝国的事件相比，认为后者造成了欧洲的“中世纪”，五胡入主则为魏晋的“封建化”一锤定音。
• 欧洲中世纪的封建化，几乎是以全盘抛弃古罗马的帝国体制和古典时代的文化为代价的，故有“黑暗时代”之称；而五胡对汉制和汉文化，却表现了相当不同的态度。
• 军功贵族—国人武装体制在“汉化”的暖风中开始融解，一时却没有什么替代物足以弥平社会裂痕。

 一 青出于蓝：官僚行政的全面复兴

• 北齐北周在籍人口合计，也许能到达2700万。而江左的陈朝不过200万口，与十几倍于己的北朝抗衡，像是以卵击石。
• 尽管江左五朝才是华夏正统，然而隋唐制度有很多来自北齐北周。鲜卑异族政权，居然也构成了隋唐制度的渊源之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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