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韩]具海根

 引言 分裂的中产阶级

• 在快速转型的劳动力市场环境中，工作不安全感不断增加。
• 在20世纪后半叶出口导向型工业化的推动下，韩国的中产阶级人数迅速增加。快速的经济增长使白领和小商业者的数量大幅增加。农民和工人阶级中的许多人得以跻身中产阶级，并期望他们的子女有更好的未来。
• 实际上，在那个时期进行的许多调查中，70%的韩国人自认为属于中产阶级。
• 在不到十年的时间里，这一好的趋势由于1997年亚洲金融危机爆发而突然逆转。韩国人遭遇了许多困难，包括失业率的急剧上升、大规模裁员、更多的破产以及经济负增长。这次危机对白领和管理人员的冲击特别严重。他们中的许多人被解雇或被迫提前退休，无法重新就业。
• 在金融危机期间及之后，韩国的劳动力市场经历了全面的新自由主义改革。大多数大型企业采用“弹性化”方法，缩减了雇员规模或将剩下的许多工作岗位从常规全职工作转变为非正规或非标准工作。对大多数白领来说，终身雇佣已经成为历史
• 。到2010年代，认为自己属于中产阶级的人的数量占比已经降到占总人口的40%左右
• 如果我们更仔细地观察，就会发现中产阶级内部的不同群体有着非常不同的经历。显然，中产阶级并不代表一个单一的同质化群体。
• 金融危机为现金充裕的人提供了在低迷的房地产市场和股票市场投资的绝佳机会，他们期待着经济迅速复苏。实际上，在金融危机结束后的两年里，房地产市场繁荣和股市牛市相继到来，许多在危机之前已经过得不错的人变得更加富有。
• 所有这些变化导致韩国社会的不平等程度急剧上升。能够利用经济新自由主义转型的人和由于资源匮乏而无法适应的人之间的差异演变为经济两极分化的形式。
• 许多新的阶级动态主要由少数富裕群体引领。他们在经济不稳定的时代崛起，渴望与不那么幸运的人区分开来以确立自己的特权地位。他们通过高端消费、居住隔离和教育实践来寻求阶级区隔。
• 由于上述原因，当今的阶级区隔斗争更多地出现在富裕特权中产阶级与普通中产阶级之间，而不是传统意义上的中产阶级与工人阶级之间。
• 经济全球化在中产阶级中插入了一个“楔子”，将其分成少数赢家和大多数输家两个群体：前者拥有足够的物质和人力资源进而从全球化体系中获益；后者缺乏足够的资源来适应不断变化的经济环境。
• 精英主义的理念，即社会和经济回报应该基于技能和成就而非出身，这在美国几乎像一种民间宗教，是塑造美国精英阶级及其与其他社会群体关系的强大力量。
• “精英主义将大多数公民驱逐到社会的边缘，将中产阶级的孩子送入平庸的学校，将中产阶级的成年人束缚在没有出路的工作上”
• 随着彰显身份地位的炫耀性和物质化的方式变得更加容易，有志阶级通过微妙的象征、文化资本和语言与其他群体区分开来，他们的成员将知识作为重要的分界线来区分自己和其他人
• 我们正在从长期存在差异的中产阶级和工人阶级的阶级秩序走向在区分顶层（我们称之为‘财富精英’）与底层（我们称之为‘无产阶级’，由那些每天都在艰难维持生计的人组成）方面更加等级化的阶级秩序，中间层变得更加模糊和复杂”(Savage et al.,2015：4)。
• 作为避免在韩国境内参与激烈教育竞争的替代方案，富裕家庭可以为他们的孩子提供更具竞争力的私人教育，并可以选择将他们送往海外接受全球教育
• 这与韩国的政治经济体制有关，国家（通常被称为发展型国家）在资源配置和制订国家发展计划方面扮演着主导角色。在韩国经济快速增长的过程中，由国家主导的工业和城市发展项目成为资本积累的主要途径。
• 从1980年代开始，从房地产投资中获得利润已成为韩国新兴富裕群体的主要财富来源。事实上，可以说，韩国的上层中产阶级是通过过去二三十年产生的房地产泡沫形成的。
• 将专业人员和管理人员中的富裕群体视为介于上层阶级和中产阶级之间的一个独立类别，如“优才精英”或“财富精英”，可能更有意义。
• 国家对培育作为现代化先锋的中产阶级有很大的兴趣，并利用这个阶级来展示韩国的经济奇迹。
• 数据显示，最近的新自由主义经济改革使最顶层（收入最高的1%的群体）实现了快速的收入增长，而中等收入群体的收入却在下降。数据还显示，收入最高的10%～20%的群体的收入也有大幅增长。由于这一收入类别中的许多人可以被视为属于中产阶级而非上层阶级，因此这一发现表明中产阶级内部出现了重要的分化
• 高中平准化政策的初衷是好的，然而富裕家长失去了对公立学校的信任，并试图在私人市场上购买更具竞争力的教育产品，其结果就是私人教育产业大规模且失去控制地增长。

 第1章 韩国中产阶级的兴衰

• 韩国人非常重视中产阶级的规模，将其视为社会进步和善治的晴雨表。
• 在30年的时间里，韩国由一个以小农为主的国家变成了一个以城市工薪劳动者为主的国家。
• 中产层包括从事不同职业的人，从专业人员和管理人员、公务员到许多私营部门的白领，再到小商业者、出租车司机、熟练机械工等。随着就业市场迅速发展，赚取体面收入的机会随处可见。
• 将中产层定义为：“那些不一定富有，但经济上足以送他们的孩子上大学，以社会接受的标准维持与他人的社会关系，能够进行家庭暑期度假旅行，并享受一定水平的文化生活的群体。
• “中产阶级比其他任何阶级都更加面向未来。它关乎对地位的渴望，与其说是存在的人，不如说是要成为的人。可以这样说，中产阶级处于社会中层，拥有体面的生活，并对未来持积极乐观的态度”。
• 中产阶级话语成为朴正熙政府巩固其国内外政治合法性的重要手段。
• 韩国并不是唯一一个将中产阶级作为重要政治话语的国家。这是东亚国家主导的发展进程中的一种常见做法。
• 社会科学家们普遍认为，中产阶级是发达社会中社会契约的主要基础
• 国家要求个人努力工作，自律自强，遵守雇主的规定，并将政治自由和民主置于次要地位。作为回报，国家承诺将进一步提高他们的生活水平，并帮助他们加入受人尊重的中产阶级行列。
• 1960年代，日本自诩为“90%的中产阶级社会”或“一亿总中流社会”(ichioku sou-churyu shakai)[插图]
• 绝大多数(83%)认为自己属于中产层的受访者选择“收入稳定和经济宽裕”作为确定其地位的第一要素。“职业特征”、“文化和休闲活动”以及“政治态度或社会参与”等其他因素的选择比例均不到10%。
• 19世纪欧洲的中产阶级是基于特定的道德和宗教价值观来确认其阶级身份而不仅仅是基于财富占有情况。
• 从18世纪末开始，越来越多宗教信仰虔诚的中产阶级人士宣称自己拥有道德权威，这一主张源于宗教信仰和‘骄傲的虚荣心’，他们依靠的不是世俗利益而是天堂的认可。他们拒绝将土地财富作为荣誉的源泉，并坚持内在精神的至高无上，这带来了对家庭生活的关注，认为家庭生活是合乎基督教教义的生活所必需的基础。”
• 很明显，无论在欧洲还是美国，中产阶级都认为文化和道德价值观在确定阶级地位方面远比财富或权力重要得多。
• 在韩国的新兴富裕群体中，这种强烈的道德关怀要弱得多，在其他大多数新兴工业化经济体中可能也是如此
• 早期的欧洲中产阶级是在早期现代化、启蒙运动和宗教运动的独特历史背景下出现的。
• 韩国中产阶级生来就没有扮演过真正的现代化推动者的历史角色，又被全球消费主义的强大力量所塑造，他们主要以物质主义和消费主义的方式被塑造出来
• 在这种物欲横流的环境中，致富被视为个人的首要美德。
• 1996年，《新东亚》(Shin Dong-A)月刊对韩国生活质量进行了一项民意调查。调查结果出人意料的好，令人惊讶。“2/3的韩国人回答他们很幸福；1/3的人认为他们比其他人生活得更好；2/3的人认为他们的生活水平与其他人相当，并且相信自己的未来会更好。”此外，八成受访者认为自己的生活水平属于中产阶级。
• 正是在经济低迷的形势下，中产阶级的“崩溃”、“倒塌”或“消亡”成为一种主流的公共话语，媒体、政客和学者都在频繁讨论
• 根据通行的经合组织衡量标准，将中产阶级定义为收入在中位数的50%～150%之间的人群
• 除了父母的工作不稳定外，年青一代还面临很难找到稳定工作的困境。多年来，“好工作”的数量几乎没有增加，而大学毕业生的数量却因1990年代以来大学的扩招而大大增加。
• 20世纪，韩国已成为世界上人口老龄化最严重的国家之一。与拥有健全社会保障体系的发达经济体不同，韩国尚未为老年人口建立起像样的福利制度。
• 大部分单身人士的收入不足以维持中产阶级的生活方式。与其他发达经济体一样，在当今的韩国社会，维持中产阶级标准通常需要一个双职工家庭的两份收入。

 第2章 增长的不平等

• 研究韩国不平等问题的专家普遍认为，亚洲金融危机是韩国收入分配趋势的转折点
• 巨大经济挫折以及随后进行的广泛的新自由主义改革是导致收入不平等程度加深的主要原因
• 。但是，将不平等程度加深完全归因于亚洲金融危机可能是没有道理的。正如图2.1中的数据所示，毕竟在亚洲金融危机发生两年前的1995年，不平等程度就已经开始上升。我们必须考虑其他广泛的结构性因素来解释这种变化，例如，韩国经济向技术密集型和资本密集型产业的转型以及经济自由化。同样重要的还有人口结构的重大转变，包括一人户家庭的增加、离婚率的上升和人口的老龄化(Shin and Kong,2014)。1990年代以来，所有这些变化都在加剧，并且在很大程度上影响了韩国的收入分配
• 尽管如此，毫无疑问的是亚洲金融危机在改变韩国的收入分配方面起了至关重要的作用
• 在过去20年里，另一类重要的分化是大型企业和中小型企业之间的分化。
• 大型企业与中小型企业之间的这种巨大的收入差距的形成有许多原因，但一个关键原因是许多中小型企业成为大型企业的分包商，并且与后者之间存在极不公平和剥削性的商业关系。
• 全国只有少数劳动力受雇于大型企业，而大多数人在中小型企业就业。2014年，81%的劳动力在中小型企业就业，只有19%的劳动力在大型企业就业
• 韩国大型企业集团（财阀）和其他大型企业的工资水平存在明显的差异。例如，2014年，尽管大型企业（雇用300人及以上）员工的平均年收入约为52000美元，但三星电子员工的平均年收入约为92000美元，而现代汽车员工的平均年收入约为88000美元。这意味着大多数大型企业员工的平均年收入不到顶级企业集团（财阀）员工平均年收入的60%(Chang,2015)。
• 简而言之，除了教育和其他人口统计学因素外，有两个突出因素已经成为决定收入的关键因素，即就业状况（正规与非正规）和就业企业的规模。
• 自1990年代以来，韩国的大型企业逐渐用基于绩效的薪酬制度取代了原有的基于资历的薪酬制度。
• 大多数企业集团开始采用以股东利益、股本融资和短期市场表现为导向的“盎格鲁-撒克逊”企业治理体系。
• 随着企业的变革，首席执行官(CEO)的作用变得比以往更为重要，他们获得异常高的薪资和其他经济奖励。因此，与其他发达经济体一样，韩国经济的新自由主义转型产生了皮凯蒂(Piketty,2014)所称的“超级经理人”或“超级工薪阶层”现象，即顶尖CEO获得巨额薪酬和丰厚的经济待遇
• 顶层收入群体的资本性收入的增长速度远远快于工资性收入
• 顶层财富集中的总体模式是韩国的财富不平等程度比收入不平等程度高得多，这与大多数其他社会的研究结果一致
• 收入最高的10%的群体的收入增长速度几乎与收入最高的1%的群体一样快。收入最高的10%的群体很可能由高级专业人员、管理人员和技术人员组成，他们的收入在韩国经济新自由主义转型期间迅速增长。
• 许多专业人员和管理人员也通过房地产市场的投资变得富有。
• 如果说收入最高的1%的群体代表的是大资产阶级，那么收入最高的10%的群体则包括为资产阶级服务的高级管理人员和专业人员。这两个群体之间的财富差距非常大，但他们都在资本主义制度下，有着共同的利益并且都从中受益。
• 沿着上述劳动力市场分割的两条轴线，可以发现分化发生在正规工人和非正规工人以及大型企业员工和中小型企业员工之间。
• 在新兴劳动力市场中，职业类别在确定一个人的阶级地位中不再那么重要；相反，由工作保障水平和与之相关的社会保障所确定的劳动力市场地位已成为决定阶级归属的关键。
• 工人阶级失去了早期由威权发展型国家主导的快速工业化时期存在的内部阶级同质性。

 第3章 消费和阶级区隔

• 在阶级区隔的新阶段出现的一个有趣的变化是，富人开始转向韩国的传统文化产品，并将其作为确认和显示其地位的另一种手段。
• 旧的两班(yangban)（贵族）文化被新兴富裕群体视为财富来源，通过将他们与其他人区分开来提高自身的地位。这一趋势反过来鼓励韩国工匠为他们富有的客户制作独一无二的产品。
• 餐厅和超市里，“韩国生产”的标签具有很高的价值。这种文化反应所表达的主导理念是“我们的是最好的”
• 韩国健康生活文化的流行是以营利为目的驱动的，在本质上是个体主义的、逃避现实的。它致力于追求个人和家庭更好的生活质量，而很少关注整个社区或这类生活方式对环境的影响。
• 在韩国相应的发展阶段，新富人更关心确保其阶级特权和地位区隔而不是社区福祉或公共健康生活。
• 奢侈品只有在保持独特性时才能维持其价值。
• 较富裕的顾客看不起那些带有明显标志的普通名牌商品，而更喜欢那些以更微妙和更隐蔽的方式展现其顶级品质的奢侈品。
• 对那些东西，普通中产阶级并不了解，也没有鉴赏力，但那些东西在富裕的朋友和熟人内部圈子的地位竞争中却具有特殊价值。发现并拥有这些东西不仅需要金钱，而且需要信息、频繁的海外旅行和辨别东西品质的能力。
• 另一个重要的文化趋势是韩国人对外貌的痴迷。
• 在他们痴迷于外貌的背后是一种集体意识，认为外貌决定了在生活中的成败。这种现象可能会导致人们失去自尊心，将自己完全视为客体”(
• 正如一位时尚杂志评论人所写的：“在现代世界，健康当然不便宜。从每月180美元的健身会员费到10美元的冷榨果汁，从500美元的私人教练到每周30美元的课程，自然、有机和健康产品与服务的价格每年都在增加。大多数人认为这样的支出荒谬可笑，但许多高净值人士却认为这是他们奢华生活方式必不可少的一部分。”(Oro Gold Cosmetics,2015)

 第4章 阶级形成 江南风格

• 世界上每个国家都有可以被认定为富裕中产阶级或上层中产阶级的地区，但很少有一个国家能使经济和社会地位相同的中产阶级居民大规模地聚集在一个毗邻的空间里。
• 那些在财务上敏锐且有政治背景的人能够预见即将发生的事情；这些人在江南最有利可图的地区购买了土地，并获得了巨额利润。
• 尽管之前的一些土地所有者从中受益，但受益最大的是那些拥有大量资金和政治关系的人，他们可以在政府城市开发计划公布前获取相关信息。
• 但奇怪的是，合同持有人被允许在一两年内甚至在工程完工之前，以全部市值将合同转售给其他买家。
• 韩国学者普遍认为，江南富裕阶级主要通过投机性房地产投资积累财富。
• “江南的中产阶级和上层阶级的物质基础基本上是他们的房产所有权”。
• 江南房价持续上升的主要原因是，政府在该地区投入了巨资，努力将江南打造为最现代化的全球城市。
• 鉴于该地区的富裕程度，江南吸引了最优质的私人教育，使江南地区考入精英大学的学生比例远高于其他地区[插图]
• 为了孩子，他们一定会留在江南，因为江南住址在婚姻市场上意义重大。
• 总之，江南已成为一种身份的象征。
• 一项调查发现，117名非江南受访者中有93人表示如果可能的话，他们想搬到江南，尽管他们中的许多人也对江南的生活方式和势利的氛围持消极态度
• 江南居民的共同物质基础是拥有高价值房产，他们自然而然地对保护其财产价值有着浓厚的兴趣，并且对任何可能威胁这些价值的政府政策变化极为敏感。因此，毫不奇怪，在每次大选期间，所有政党都会竞相提出符合房主利益的城市发展政策，尤其是像江南这样有影响力地区的城市发展政策
• 居住在江南有利于建立对个人职业或商业非常有帮助的社会网络。权力精英和高收入专业人员的集聚促进了这些有影响力和资源丰富的人之间的联系。
• 可以毫不夸张地说，江南是韩国特权上层中产阶级的摇篮。但考虑到它的起源，这个阶级一直遭受着道德上不合法的感受的困扰。多年来，江南的政治和社会力量不断增强，但主流社会仍然用批判的眼光看待江南及其占主导地位的阶级，尽管其中也夹杂着羡慕。
• 我们必须认识到江南的上层中产阶级由两类不同的群体组成。第一类群体代表新兴富裕群体，他们主要靠房地产投资积累财富；他们中的一些人现在拥有其他类型的生意，但他们的主要财富来源仍然是江南地区的房产和出租房产的所有权。
• 第二类群体由在韩国全球化经济的先进部门就业的专业人员和技术人员组成。他们中的一些人拥有高科技产业和跨国公司所需的稀缺专业技术；另一些人则拥有专业（医疗、法律或金融）技能，为富裕客户提供服务。高级政府官员可被视为第二类群体的一部分。
• 在江南开发初期，江南社会中最突出的群体是第一类群体，即小资产阶级，他们对江南社会文化氛围的塑造发挥了重要作用。但自1990年代以来，随着韩国经济迈向全球化，第二类群体，即专业人员和技术人员，已成为江南上层中产阶级更重要的组成部分。
• 如果说第一类群体是更加消费主义的，并以富裕的生活方式为基础寻求自己的地位，那么后者的消费习惯则更加保守，更注重孩子的教育。
• 尽管存在这些差异，但他们并不真正构成两个独立的阶级。事实上，他们往往来自同一类家庭，父母这一代更有可能属于小资产阶级，而他们的孩子则代表专业/管理阶级。因此，经过一代人的变迁，江南的富裕阶级已经从韩国人过去所说的猝富（庸俗的富人），发展为所谓的优才精英或全球中产阶级，其成员拥有高水平的专业技术技能和全球文化资本。
• 自1997～1999年亚洲金融危机以来，新自由主义已经成为韩国的主要意识形态和政策方向。新自由主义的本质在于相信市场原则是所有经济、社会和文化活动应遵循的最高价值。这种信念认可追求利润的活动，并赋予那些能够敏锐、灵活、机动并善于利用市场机会的人很高的地位。此外，这种信念还证明人们有权以任何方式花钱，并可以保护富人免受公众对过度消费的指责。
• 随着全球化文化和全球化制度实践在韩国获得更高的地位，富裕的江南人对美国式消费方式的反感逐渐减弱。平均而言，江南居民的全球流动性和全球联系度远高于其他韩国人。
• 精英主义是一种意识形态，它认为应该将特权和声望授予那些拥有高水平知识和技能、对生产和利润做出更多贡献的人。

 第5章 教育的阶级斗争

• 教育是如今所有韩国家庭最大的关切和焦虑来源。
• 从外部来看，韩国是拥有全球最出色教育体制的国家之一。
• 与其他国家相比，韩国的教育水平之高令人惊讶。90%的初中生上了高中，其中80%的人进入了大学（包括专科学校）。根据2021年的经合组织教育指数，25～34岁的韩国人接受高中教育的比例达到了69.8%，在经合组织成员国中名列第一。英国和美国的这一比例在50%左右，而法国为48%，德国为33%。根据这些数据，韩国现在拥有全球受教育程度最高的人口。
• 韩国人对教育异常热衷，许多家长愿意为子女的教育做任何牺牲。
• 韩国在解放后经历了剧变，随之而来的是毁灭性的普遍贫困。这些历史事件摧毁了旧的社会地位体系和统治阶级（两班），导致出现了一个实际上没有阶级的社会。在这个新社会中，昔日的社会地位要求已经无足轻重，人们彼此间平等对待。正是这种高度流动的、灵活的社会结构使平等主义成为韩国社会伦理中的关键因素。韩国人开始对世袭财富或特权并不十分尊重，他们坚信机会均等和通过自己的努力实现社会地位上升的可能性。
• 在韩国，学阀是基于一个人毕业院校的声誉和校友社交网络形成的。从本质上讲，学阀意味着毕业于一所著名的大学并成为该校校友强大社交网络的一员。因此，学阀是一种对个人社会地位和职业有重要影响的文化资本。
• 从结构的角度来看，大学的等级（排名）系统是学阀系统的基础。处于这一层级顶端的是国立首尔大学、高丽大学和延世大学，俗称“SKY大学”[插图]。
• 首尔大都会地区约10所大学以各自的方式占据精英大学的地位，使自己与位于省会城市的大学区分开来。与此同时，过去以悠久历史为豪的省级公立大学已经明显衰落（或处境恶化）。
• 尤其令人担忧的是，韩国的学阀制度与裙带关系紧密相连。同一所大学的毕业生之间分享着彼此的校友情谊和紧密的社会纽带，他们在就业和晋升方面相互支持。
• 学阀是一种身份证，它在一个人参加大学入学考试时就确定了，并且会伴随一个人的一生。一旦确定，学阀不会改变，也无法被其他方式替代。事实上，这是最可怕的品牌形式。
• 反讽的是，那些曾经站在民主斗争前沿的人成为扩张私人教育产业的主要推动者，使韩国教育更加不平等，并助长了阶级差异。
• 江南的一个特定地区——大峙洞——被誉为韩国私人教育的圣地。大峙洞被认为拥有全国竞争最激烈的学院、最好的老师和最先进的教学方法。由于这些顶尖学院以其出色的学生录取纪录而闻名，它们本身的竞争也非常激烈，有时学生会去其他学院以为进入他们首选的学院做准备。
• 韩国大学生往往更注重积累令人印象深刻的“规格”，而不是真正的知识和文化素养的提升。
• 正如延世大学人类学教授 Hae-joang Cho 所观察到的那样：“进入一所名牌大学，选择了能够赚钱的专业后，学生会继续参加英语水平考试(EPT)，争取高的平均学分绩点(GPA)，为各种比赛和资格考试做准备，并参加出国留学和实习项目……这些一心只想积累‘规格’的年轻人不能忍受浪费时间。
• ，出色的“规格”往往是在足智多谋的父母的积极帮助下构建的，他们可以动员来自各个领域的朋友、同事和专家等广泛网络的帮助。对于专业的家长来说，在一些研究机构进行简单的无薪实习可能很容易安排，但对于大多数底层阶级的学生来说这几乎是不可能的。因此，随着大学录取程序变得更加复杂和新自由主义化，普通中产阶级的孩子在与专业技术人员和管理人员家庭孩子的竞争中更多地处于劣势。
• 处于不利地位的不仅仅是穷人，大多数中产阶级也感到自己的孩子被剥夺了与富裕家庭的孩子竞争的平等机会。
• 富裕中产阶级和上层阶级之间的一点重要差异在于，后者可以通过财富继承或拥有企业来确保阶级再生产，而专业人员和管理人员家庭的子女必须参与竞争激烈的教育过程，以维持其父母的社会地位。
• 富裕中产阶级在推动课后私人教育发展方面发挥了核心作用，从而使韩国的教育过程变得更加紧张、充满压力且经济成本更高。然而，最终每个人都成为这一竞争极其激烈的教育体制的受害者。

 第6章 追求全球教育

• 英语流利渐渐不再是一种稀缺品，从而削弱了海外留学生的优势。
• 本土文化资本与全球文化资本的适当结合对于在韩国获得职业成功至关重要
• 生意人和富有的产权所有者不太关心通过教育进行阶级再生产，这是可以理解的，因为他们可以将企业所有权或产生收益的财产传给自己的孩子
• 相反，专业人士和管理人士知道，只有通过教育，他们的孩子才能继承父母的特权地位，所以他们对孩子的教育资历更加重视。
• 但随着经济和社会全球化程度的加深，就业市场和社交圈越来越需要与重视的是更广泛的文化知识和技能，以及通过丰富的海外旅行和教育经历培养出来的文化品位和生活方式，这就是所谓的世界性文化资本。
• “更名副其实的世界主义首先是一种取向、一种与他者交往的意愿。这是一种智识和美学立场，对不同文化经历持开放态度，寻求差异而非统一”
• 从更为政治性的意义上来说，世界主义者是“效忠于人类的全球共同体的人”
• 一般来说，获得具身化文化资本通常比获得制度化文化资本需要更多的时间和资源。全球化早期阶段强调的世界主义文化资本很可能是全球化技能的制度化形式（例如，英语流利程度和外国学位）；但在全球化后期阶段，我们观察到，作为上层中产阶级的阶级区隔的标志，具身化世界主义文化资本（例如，高雅的西方导向文化品位、语言模式、生活方式和举止）似乎更重要。

 结论

• 这种内部分化为韩国社会注入了新的复杂动力，因为新兴富裕群体试图将自己与其他中产阶级区分开来，并建立新的特权阶级地位。
• 通过收入最高的10%～20%的群体的崛起可以更好地理解中产阶级内部正在发生的分化，而不是中产阶级的整体衰落。
• “机会陷阱”，即“中产阶级家庭正在采取更加不计成本的措施来赢得地位优势。他们必须跑得更快、跑更长的时间，才能站稳脚跟……如果所有人都采取同样的策略，就没有人能走到前面”。
• 在韩国，金钱比阶级文化发挥着更重要的作用。金钱可以买到优越的教育机会，帮助子女获得更好的教育和更多的文化资本，进而促进阶级再生产。
• 成熟的资本主义社会中，特权阶级已经发展出一些制度和文化手段来维护其特权（如美国的排斥性分区和大学的传承录取政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