张向荣

 引子 皇帝之死

• 汉宣帝时期不断有凤凰在全国各地出现，甘露频繁降临未央宫、上林苑，神爵（也就是神雀）多次出现在泰山和皇家祭祀地雍城，五色鸟铺天盖地飞过，更罕见的是出现了黄龙。汉宣帝一共只有七个年号，至少有四个来自祥瑞：神爵、五凤、甘露、黄龙。 纵览汉宣帝时期出现的祥瑞，数量几乎可与王莽时期相媲美。
• 一些儒家信徒根据“五德终始”“汉家尧后”等说法，笃信只要继任者的祥瑞不断出现，尧的后代刘姓一定会禅让给舜的后代，火德终究被土德取代，这是不可违的天命14。 这就好比“事物发展的客观规律”，当时的人们恰恰因为和平稳定太久了，才会盼望天命转移，认定汉室让贤将会带来更美好、更公平正义的明天。

 一 安得猛士兮守四方

• 在萧何的努力下，刘邦的汉王国延续了秦法，并仿照秦制改组建立了王国朝廷，继承了秦国的体制。 但是，这个体制只限于汉王国自身，至于天下要形成怎样的统治秩序，汉王国将来能走到何种程度，此时的刘邦未必有清晰的观念。用后来史家的话说，从秦亡到汉初，是一个“后战国时代”7。 “后战国时代”最鲜明的特征，就是战国时期的旧贵族纷纷复国。项羽西楚霸王的身份，是各诸侯王的共主；刘邦后来在定陶称的皇帝，和嬴政的“皇帝”并不完全一样，而是更近于项羽的西楚霸王，也是诸侯王的共主、盟主。因此，这些诸侯王名义上是由刘邦所封，但各诸侯国的地位和刘邦的汉朝基本上是并列的，诸侯王统治的臣民也不把自己看成汉朝人。 刘邦的不安全感正在于此，他虽然是皇帝，但有效统治的范围并不及于诸侯国的土地，甚至也不及于功臣所封侯国的封地。
• 天下初定时，刘邦与功臣们在洛阳南宫聚会，他让功臣们说说为什么自己能代替项羽拥有天下，功臣们坦白，论“人品”刘邦肯定不如项羽，但刘邦能把打下来的土地给群臣，“与天下同利也”，项羽却嫉贤妒能，“得地而不予人利”。 这个对比看似赞美，细想来颇有攻击性，是在“告诫”刘邦，功臣们跟随他的真正动力就是能够分天下。刘邦当然听得出这个意思，绵里藏针地反驳说“公知其一，未知其二”。“其一”，即刘邦并不想甚或不敢否定功臣的这番道理；但“其二”则是说，张良、萧何、韩信这三位人杰“吾能用之”，言外之意就是强调我能驾驭这三个最强的功臣，普通的功臣还是收敛一点为好。8
• 所谓汉初的“郡国并行制”，并不是被预先选择或设计的制度，而是战国、秦、西楚以来的惯性；而依靠功臣、给功臣封侯，又是刘邦得以被其他诸侯王推举为皇帝的前提。
• 一个新政权建立，至少要解决两个基本问题，一是“建政”问题，就是政权如何组织。统治者怎么才能把自己的意图贯彻下去？怎么对国家进行有效的治理？怎么调动你所需要调动的人力物力等资源？这其中又涉及两个方面：一方面是中央和地方的关系，是集权还是自治？另一方面是政权依靠哪些人来管理，怎么管理，怎么摆布功臣、宗室、外戚、文法吏、儒士在政权中的位置。 二是“建国”问题，就是这个政权的性质是什么，合法性在哪里，用何种意识形态立国，确立何种政教伦理。通俗地说就是，我凭什么让你们服从我：血缘与宗法？武功与暴力？收买与分赃？宗教与信仰？一个政权不论怎么得到天下，迟早且必须拥有自己的政教“德性”，否则就始终是流氓政权，不可能长治久安。
• 刘邦留下的，是一个“建政”和“建国”均未完成的国度。
• 后是汉朝的第一个外戚，由此可见，恰恰是外戚保证了皇权的稳固。所谓“外”，那只是从宗法的角度来说，若从皇帝自身情感而言，比起叔伯、表兄弟们，母亲才是至亲。也就是说，外戚从一开始就是皇权的一部分，这一基因深深镂刻在汉朝的皇权之中。皇室要想对抗功臣和诸侯，外戚是必要的补充和依靠。
• 皇室的大宗嫡系仅延续两代即告灭亡，虚弱可见一斑。
• 外戚是皇权的一部分，吕后并没有取刘氏而代之，而是在不断抵抗诸侯王和功臣，保卫皇室嫡系。吕后恰恰证明了外戚对于皇权的重要性。 刘恒从诛灭诸吕的政变中吸取的教训，并不是防范外戚，而是避免再次出现诸侯王领兵叩关，或是功臣发动政变废立皇帝这样的事。
• 刘恒及其继位者们的“建政”大业，就是沿着二十岁出头的贾谊所设想的目标徐徐展开。
• 犹如刘恒当年用了贾谊，刘启则重用了晁错。 晁错是靠学申不害、韩非的法家治术起家的，是刘启当太子时的太子家令。现在刘启即位，晁错一跃成了御史大夫，景帝对他几乎无言不听。被君主眷顾，就要全心全意为君主着想，身死族灭也在所不惜，这是战国以来法家之士的传统和命运。晁错于是建议削藩，因为“削之亦反，不削亦反。削之，其反亟，祸小；不削之，其反迟，祸大”23，这是横亘在汉帝国“建政”大业之前最坚固的石头。 所谓削藩，就是削减王国辖内的郡县。
• 七国之乱主要是刘邦的侄子吴王带头，刘邦的长子齐王刘肥的四个儿子重点参与的叛乱。
• 刘濞之死，意味着最后一批笃信旧时代列国关系的人物的失败。 此后，景帝可以挟平叛之威，从容对诸侯国进行削弱了。
• 推恩令实施后，汉朝和王国正式演变为中央与地方的关系，王国宗室们再也没有对抗汉朝的实力。
• 在王莽之前，朝野从未听说在先秦有过“小君”（周代称诸侯之妻为“小君”）家族篡位的事，也没有见过刘氏的外戚有篡位的企图，难以想象外戚除了受宠邀功、干预朝政之外，还能有别的可能性。到了刘彻时代，卫青、霍去病、李广利等外戚备受重用，就是因为外戚又“好用、好弃”又没有政治风险。
• 元朔六年（公元前123年），刘彻下诏，其中有句话是这么说的： 今中国一统而北边未安，朕甚悼之……32 这是现有史料里，汉朝第一次在诏书里使用“一统”这个词。这意味着，在刘彻手中，刘邦时期汉朝与列国并存的“天下”彻底转变为由中央和地方组成，且地方被中央牢固控制的一统“帝国”。这也意味着，中央集权基本不会得到地方的挑战，宗室拱卫中央的义务名义上还在，但权力实质上已被剥夺，功臣列侯也不再是相对独立的强大力量。 帝国的“建政”大业完成了。 但是，孤独的皇室大权独揽，也隐藏着如果中央权力失守，皇室权力必将旁落的隐患。

 二 汉家自有制度

• 事实上，不继承秦制，刘邦根本无法击败项羽，他自西向东击败项羽就是其同龄人秦始皇统一六国的翻版1。刘邦立国后，仍然在汉朝的统治区域内实行秦制，秦朝制定的那些官制、爵制、法律大部分继续执行。所以，“清静无为”与延续秦制并不矛盾。而所谓黄老之术，只是上层人士的态度、观念，到了下面可以说仍是法家。换言之，法家“制度”没有变化，只是上层采取了黄老的“政策”2。
• 刘彻成了汉朝第一个通过封禅泰山而宣称受命于天的皇帝。刘氏家族从此不再是一个造反起家的暴发户，也不是先秦旧贵族的延续，而是由上天认可的神圣家族。在法家帮助刘氏皇族“建政”、建立专制集权帝国的同时，儒家终于可以在刘氏皇族的“建国”大业上展示自己的用处。
• 司马迁才会说刘彻“博开艺能之路，悉延百端之学”24，而不是后来班固所猜测的刘彻听了董仲舒的话“罢黜百家”，更没有“独尊儒术”。所以，刘彻时期，黄老的汲黯、法家的桑弘羊、儒家的公孙弘都得到重用，更多的情况是很多大臣兼修儒法，比如主父偃；或是“不学无术”（这里不学无术不是贬义词，指未受教育之意），比如霍光。
• 刘彻是把原来“以黄老为主、百家为辅的局面，变成了以儒家为主、兼容百家的局面”25。
• 刘彻在封禅后，正式改正朔、定历数、易服色。把元封七年改为太初元年，实行《太初历》，以正月为岁首，以往是六年一改元，从此以后四年一改元26；从形式上看，太初之后的汉朝，与以前的汉朝已经不一样了。
• 刘彻“汉道”的精髓：王道与霸道并用，霸道为里，王道为表。
• 刘询不愧是西汉的中兴之主，死后“中宗”的庙号当之无愧。他既能笼络儒家，又能抗衡儒家，也不惜杀戮儒臣，从而在王道和霸道之间圆润执中，汉朝的“建国”至此才算真正完成，汉家也臻于极盛之绚烂。

 三 陈圣刘太平皇帝

• 在刘姓天命已衰的背景下，宗庙、祭祀、建三公、通三统，都实现了儒家的意图。这才是真正意义上的“独尊儒术”。
• 他主动向暗流涌动的“刘姓天命已衰”的谶言发起挑战，要从儒家那里争夺“天人感应”的“神学”话语权，从而避免天命转移！
• 此时的汉廷已经完全不避讳谈论皇室天命中衰，哀帝所面临的政治危机到了何种程度可想而知。
• 与之相似，哀帝对董贤的意图也是耐人寻味的。以他追慕武、宣的宏伟抱负和身处汉室末世的阴郁心态，以及聪慧的才能，他眼中的董贤不太可能只是一个身体欲望下的佞幸，而是他对汉室走向的重要安排，试想，假如哀帝长寿，董贤未必不会随之成长为成熟的政治家，到那时哀帝再把江山禅让给爱人，难保不会被认为是尧禅让给舜的壮举。但病痛的身体、早逝的时运、阴鸷的心理，使他心有余而力不足。
• 汉武帝完成的“建政”，使皇权集中在中央，皇帝高度专制，诸侯王已无力无心拱卫，所以哀帝在世时还可以比较牢固地把控政权，一旦突然身死，权力瞬间旁落；在刘姓“改姓易代”的背景下，他留下的权力真空导致了汉朝统治的权力危机。汉宣帝完成的“建国”，形成了王霸平衡的“汉道”。但儒家经过元、成两代帝王的推崇，到哀帝的时代已演进为朝野深入人心的信仰，且与灾异、符命密切结合，霸王之道的平衡被打破。汉宣帝设计的中朝外戚、外朝儒臣相互制衡的权力格局，也因为外戚王氏家族的儒家化而消解。

 一 仓促之夜

• 仅仅几个时辰，一场可能剑拔弩张实则平淡无奇的政变就这样以王氏家族的胜利告终。对待毫无反抗能力的敌人，王氏家族没有显示出怜悯，而是马不停蹄地彻底消灭。这不仅是政治行为的惯性，也因为王氏家族对刘欣实在恨之入骨，刘欣的宠臣又怎么会被放过呢。
• 就是在这幢豪宅里，就在刘欣晏驾的当天，董贤和妻子自杀了。

 一 王氏之兴自凤始

• 挽救千人生命的功德，就能让后世子孙封侯。佛教兴盛之前，这种祸福神鬼的思想已经很普遍，也是汉朝人笃信祥瑞或灾异的观念基础。
• 王氏家族一朝之间成为显贵，但这在西汉是惯例。因为对现任皇帝母族的尊崇是汉朝“孝治天下”的表现。从姿色平平的宫女到担惊受怕的皇后，再到地位至尊的皇太后，王政君本人并没有发挥怎样的作用。幸运，唯有幸运不断眷顾着她：幸运生活在一个外戚可以合法取得特殊地位的朝代，幸运嫁给一个宽仁的丈夫，幸运遇上一个实力弱小的婆婆，幸运得到史丹和王商等重臣的帮助，幸运拥有一个男丁兴旺、潜力巨大的娘家，幸运地有一个精明强干的哥哥，幸运地生了个沉湎于享乐却又极为孝顺的儿子。
• 许多人擅权，并不是出于贪婪和欲望，也不是把权力当春药，而是没有安全感。他们为了自保，不得不夺取一些权力，但为了保护这些权力，就需要攫取更大的权力。权力越揽越多，不到死根本停不下来。
• 王凤对实权的掌控与王莽对世系的构建，一前一后，共同缔造了一个履历完整、大权在握的黄金家族。王政君就是这之间的纽带。

 二 大司马王莽

• 当王氏家族成为灾异的众矢之的，王莽也应会领悟到，尽管皇帝、外戚掌握着世俗的巨大权力，但人人畏惧天命，皇帝也害怕灾异，那就说明世俗权力之上还有更高的权威。而在当时，儒学就是这一权威的代言者。
• 因为修习儒学是入仕的渠道，外戚凭借身份即可入仕，不需要专门修习儒学。
• 二人都认为，儒学的确是挽救天下危亡、建立理想国的法宝，所以必须要按照儒家的理想来改革；同时，也都对此时占据着朝廷主流地位的今文经学博士们不能实质性推动改革，只会在一些表面文章上下功夫而感到不满。
• 但在王莽看来，是自己的“权变”避免了帝国被佞幸掌权，挽救了汉朝。所以，一定要努力辅佐刘氏皇族，使得天下归仁、礼乐复兴。如今灾异频现，天下危亡，若没有自己，还能靠谁呢？

 三 王莽的沉浮

• 王莽面临的政事十分棘手：国家虽然承平日久，社会财富有了空前积累，但人口也随之增长。随着土地兼并的日益严重，每逢天灾，必有流民；社会经济上，贫富差距越来越大，朝廷的税收并没有因此增加很多，迫切需要经济管理制度的改革；祭祀方面更是复杂，朝廷连汉家宗庙该建在哪里，怎么祭祀，祭祀谁，哪些先帝可以“毁庙”（停止祭祀的意思），都还一塌糊涂。其他各类大小问题更是多如牛毛。
• 刘欣是西汉末期极有想法的一位皇帝，他是藩王出身，对地方情形相对熟悉。他在长安缺乏根基，因而对皇权也更敏感。西汉自宣、元以来，祥瑞与灾异迭现，关于汉德已衰、汉帝让贤的谣言时而出现，儒生们虽然倡言改制，但儒家的天人感应理论本身就是谣言的土壤，因此刘欣可能对儒学颇为警惕，对元帝、成帝笃信儒学不以为然。此外，当皇太子期间，他也初步聚集了一批身边人，清楚了中央朝廷的权力运作，对汉成帝不问政事的荒淫做派看在眼里。刘欣的施政策略，是效仿武帝、宣帝，重视汉朝自身传统，讲究“王霸之道杂之”，对儒学加以利用但并不笃信，降低大司马等由外戚例行占据的职位的重要性，逐渐消除外戚专权的土壤，从而努力将皇权收到自己手中。5
• 就刘欣面临的局面来看，所有问题的核心就是外戚权力过大导致的皇权旁落。
• 西汉的外戚传统6，一言以蔽之，就是“母以子贵，子以母贵”，早在汉初吕后执政时期就已经形成，是母子亲情在家族事务安排上的制度化体现。外戚只要不染指皇权本身，拥有高官厚禄、以恩泽封侯、成为新贵在当时是被普遍接受的。理论上皇帝同时拥有祖母、母亲、妻子三家外戚，像滚雪球一样会越来越大。但实际上，作为皇权派生出来的一股势力，外戚一般会随着皇权的更替而更替，新皇登基，旧外戚隐退，新外戚登场。皇太后升格为太皇太后，皇后升格为皇太后，古人寿命又短，太皇太后并不见得常有。所以，外戚也就可以更新换代，不至于尾大不掉
• 刘欣一朝，只有宠臣而无权臣。

 四 拨乱反正

• 从汉元帝初年王政君被立为皇后，到汉成帝时期王凤当大司马，再到王莽成为权势远超王凤的“安汉公”、摄皇帝，历时近五十年，除了汉哀帝的短暂崛起，王氏家族已彻底压倒刘氏皇族，刘氏再无实力夺回政权。

 一 吕宽大案

• 王莽有四个儿子（不含私生子）和一个侄子，至此，长子和次子均死在了自己手里。

 二 事先张扬的婚礼

• 未央，是西汉的时代精神。

 四 居摄：与周公异世同符

• 这是中国进入帝制社会以来，第一次没有在位的皇帝，而有“摄政”。“居摄”不仅绕过了“诸侯王”，而且参照周公“假王”新造了“假皇帝”的称谓，也就是代理皇帝。 在“家天下”的世代，除了自己的继嗣，一般是不可能由他人来代理皇帝的。汉武帝连擅命的皇太子都会杀，而此时的群臣却拥护异姓的外戚代理皇帝，这说明，一来天下的权势已经转移，人们普遍接受了汉室衰微、天命将尽的观念；二来，王莽代理皇帝不是一蹴而就，而是亦步亦趋模仿周公。人们信仰儒教，赞美周公，就会接受王莽。

 一 从周公到尧舜的22天

• 她告诉王莽的使者，坚决不同意汉家禅位，自己是汉家的太皇太后，不会允许汉家在自己手中终结。

 二 始建国传亿年

• 新朝中央政权体系的构建，显示了王莽对符命等神秘主义的遵循，昭示历史上第一个儒家神学政权的诞生，也意味着大规模儒家性质的改革即将开始。

 三 改制与王制

• 但许多臣民却遭受了不小的损失，因为这数次改制有一个共同点，就是每一次发行的货币都比以前重量小、面值大，形成了事实上的贬值。在贵金属充当货币的年代，贬值就意味着财富转移，也就是转移到了朝廷手里。而这正符合王莽最初的意图：谁手里的钱越多，谁遭受的损失就越大，那么社会也一定会更公平。 以上就是王莽在儒家精神，或者更准确地说，是在《周礼》的框架下，推动的财政、金融、经济改制，也是后世所谓“王莽改制”的最重要部分。
• 但是，用后世的眼光来看，《周礼》的经济措施，近乎人类社会进入工业文明之后才出现的“极权主义与统制经济”14。 回到新朝，无论是王莽、刘歆这两位主脑，还是具体负责这些改制的官员，如负责“王田私属令”的张邯、孙阳，负责六筦、人送外号“智囊”的折威侯，羲和鲁匡15等人，都没有意识到，这种“极权主义与统制经济”，几乎就是法家，或者说是用法家的措施在推行，这就导致一个奇异的后果：失败的改制未必有太坏的影响，成功的改制可能才是王莽覆灭的重要原因。
• 设想如果是战争过后，人口锐减，田地抛荒，地方利益集团灰飞烟灭，这个时候踏踏实实搞一搞类似王田制的均田、授田措施，未必搞不下去。
• 轰轰烈烈的新莽改制，也没能撼动甚至触及秦制最根本的三个要素：编户齐民、严刑酷法、文法吏。有些方面甚至还加剧了。

 一 奇怪的战争

• 一时间，北方、西方和东北虽然没有大规模战争，但长期备战照样运转着战争机器，持续的叛乱使边境郡县不断遭受破坏，国家的财政积累正在快速蒸发。王莽却维持着这种奇怪局面，既不进攻，也不撤防，这又影响了内地农业的稳定，更多的流民出现，再加上这几年大规模改制，推行井田、六筦特别是第一次货币改革，经济形势和社会秩序出现了整体性恶化。
• 王莽到底图什么呢？ 答案是：“儒家圣王”的功业，即“儒家国际秩序”。用他自己的话说就是： 天无二日，土无二王……（汉）其定诸侯王之号皆称公，及四夷僭号称王者皆更为侯。14 从安汉公到王莽，来自四夷的祥瑞是王莽得以成功的必要条件，因此，他必须代表华夏，把与四夷之间的关系按照儒家学说贯彻下去，“天下”有且只能有一个王者，就是他自己。不是他不想与四夷保持和平，而是这种和平必须得按照“内华夏而外夷狄”的国际秩序来构建，秩序优先于和平；就像在国内的经济领域，哪怕“儒家改制”破坏了经济，但改制的政治仍然优先于经济的稳定。 皇帝不这样做，就不会被认可为儒家的圣王，他受禅的前提、新朝的合法性等，都会受到根本损害。所以，即便打不赢，他也不会放弃政治上构建这一秩序的努力，整个新朝期间一直与匈奴保持着这种奇怪战争的局面。 与四夷关系的全面崩坏，是新朝在不具备国家能力的前提下，建立儒家国际秩序必然导致的结局。建立新国际秩序的失败，当然也就消解了以往积攒的祥瑞，王莽不是那个怀柔远人、万里贡赋的圣王，他甚至不能守住汉朝羁縻蛮族的遗产。

 二 第一家庭

• 她怨恨父亲让她失去了丈夫，怨恨父亲背叛汉室，称病从不去见他。 王莽忧心忡忡，这些年，他先后逼迫次子王获、长子王宇、侄子王光自杀，但对女儿，却显得格外慈爱和宽容。
• 上于子孙至严，前长孙、中孙年俱三十而死。今臣临复适三十，诚恐一旦不保中室，则不知死命所在！
• 后世有人评王莽说：“其意但贪帝王之尊，并无骨肉之爱也。”16 这句话后半句正确，前半句可商，他所贪的并非帝王之尊，而是圣王的幻象，是道德伦理的终极裁判权。当他自认为圣王，儿孙就不再是独立的个体，而是他这圣王之体的一部分，因此，即使儿孙的行为不端并不严重，也会构成他道德的污点，必须被消除。他待子孙如自己，而他是能克己的。世间帝王多矣，杀子者亦有之，但像他这样在没有外部政治压力、子孙也基本没有重大谋反政变的情况下，把继承人杀光，理由之奇特，实在独一无二。

 三 登仙——！

• 如果勾勒新朝的大势，始建国年间形势平稳，许多内外政策也才刚刚制定实施；但这些政策的后果，到始建国天凤年间开始显现，形势一年比一年危险，绿林、赤眉等义军就是在始建国天凤后期兴起的；到始建国地皇年间，形势急转直下，昆阳大战失败后，即糜烂不可收拾。
• 显然，王莽对登仙的迷恋，已经严重影响他的理性。加之长期以来被灾异、谶语所昭示的新朝的黯淡前景所折磨，造登仙车这件事，可以视作他精神逐渐进入疯癫状态的标志性事件。

 四 反虏王莽安在？

• 这封上书的核心，就是请王莽退位。但细究郅恽的逻辑，并不是说王莽得位不正，而是说当年他受禅汉室当皇帝，在当时是符合天命的，但现在新朝没能治理好天下，所以新的天命昭示刘氏将再受命，新室理应再禅让给刘氏。 郅恽之所以是一个旧人物，正是因为这是西汉儒家关于政权如何更替的经典义理：天下治理不好，就要禅让给别人，不禅让就是窃位。窃位不等于篡位，因为皇位神器，上天所有，也就是公有，人无法篡天，只能私窃。
• 随着刘氏当复兴的谶语迅速流行，王莽的军事力量也不断遭到挫败
• 始建国地皇四年（公元23年）三月，刘氏复兴终于成为现实：那个曾经和乡官斗殴而一度逃亡的刘玄，在战场上称帝，改元为更始元年，恢复汉朝正朔，始建国地皇四年三月成了汉更始元年二月2。
• 七月5，王莽举天下之力汇集的百万大军，在昆阳小城被更始军的太常偏将军刘秀击溃。司徒王寻战死，主帅王邑仅带出数千兵马退守洛阳，而进驻宛城的更始帝则大封群臣，政权更加有模有样。消息传来，关中震动，这意味着王莽已经丧失主力军，无力维持对关中的统治。在这种形势下，无论是官员贵族，还是豪杰百姓，都要认真考虑自己的出路，关中局势开始动荡，地方秩序日益混乱，不断有人打出反新反莽的旗号。
• 一个是骨肉堂兄，一个是心腹旧臣，连他们都要谋反，王莽内心极度痛苦，也很忌讳，不敢让天下觉得自己众叛亲离，对他们的死秘而不宣，也没有扩大追究。
• 去年造升仙车时，王莽已经进入一种癫狂状态，但他至少还有自信。现在的他因为战事无可挽回，忧虑得连饭也吃不下，可他并没有积极谋划，而是每天喝酒吃鲍鱼，读兵法书，想从书中找到快速退兵的法子，困了连床也不沾，就在席子上凭几而眠。日常政务完全不理，遇到急事就用厌胜之法，比如破坏汉元帝、成帝陵殿中的君臣画像，给园陵的围墙泼墨，诸如此类。
• 但他并不觉得恐惧，因为他是“圣王”，圣王是无惧的。他只是不明白，自当安汉公至今二十多年，尊儒改制、顺天应变，一贯勤勉政务、赏罚分明、不徇私情，而且手握符命；但为什么登基之前就很顺利，登基之后越来越难，以致不可收拾呢？

 余韵 孔子为汉制法

• 更始二年五月，更始帝派遣使者找到刘秀，封他为萧王，令他立刻带领诸将返回长安。河北这边不需要操心，他已经任命了幽州牧和上谷、渔阳太守，即将走马上任。 刘秀笑纳了萧王的封号，却托词说河北远未平定，就先不返回长安了，后来甚至击杀了更始帝派来的幽州牧和上谷、渔阳太守，公开和更始帝决裂。刘秀敢这么做，是因为更始二年以后，樊崇等人带着没有封国的满腔怨气返回了赤眉，很快就背叛更始帝，并在秋天开始攻打更始军。更始帝已经顾不上河北了。 天下仿佛重演了两年前王莽灭亡前的格局。 更始二年冬，赤眉军攻破更始帝最初的据点宛城，逼近关中，更始帝大惊。关中的吏民逐渐发现，更始帝入长安后，贪图享乐，政绩平平，没有建立起有效的统治，因而未必是天命所属的帝王。
• 秦皇汉武，在今天是一个无比辉煌灿烂的名词，近乎盛世，这是因为，古代的“天下”已经演进为今天的“民族国家”，秦皇汉武对于塑造当代民族国家的意识形态具有无可替代的重要作用。但若回到当时，秦皇汉武之局实属危局。秦朝无盛世，汉朝的盛世在文景和昭宣，恰好跨过汉武帝。对编户齐民来说，秦皇汉武的时代是严刑酷法、税务繁重、徭役多如牛毛、战争频发，但民生不被重视的格局。
• 秦制有三大特征，即编户齐民、严刑酷法、文法吏。其实，这三者是秦汉及以后帝制中国时期的基础，无论是唐宋还是明清，都没有超出秦制的范畴。
• 但秦皇汉武也仅仅是以身免，秦朝二世而亡，汉武帝晚年改弦更张，不然汉朝也将危矣。王莽根本没有秦皇汉武的政治能力，也没有他们的时运、人才，也就无法驾驭这一危局。
• 儒家虽然崇尚经世致用，但儒家思想本身对现实政务是缺乏手段和想象力的，这是两千年来儒家的一大软肋。但这恰恰说明，儒家的功用本不在现实，而在于理想、在于批判、在于驯服君主，是古代中国政治天平上的砝码。
• 至于王莽的个性、相貌、心理特征、理想主义情怀，以及他是否蓄意以符命祥瑞来欺世盗名，这些不是他失败的主要原因。“篡位”之说，等同于污蔑，如果这也算篡位，那帝制中国诸皇朝的开国君主有几个不是“篡位”呢？
• “儒者气象”，说明刘秀缔造的汉朝，已经和西汉大不相同了，他的皇朝延续了无数新朝的特质。在西汉，是一群儒家要改造帝国；而新朝，是帝国要标榜儒家。当王莽打造的儒家政教体系陷入危局、归于失败，儒家转向刘秀，在新朝制度的基础上为刘秀开出了新局。昔日，西汉皇朝没能彻底把握住儒家的话语权，汉哀帝对汉朝“再受命”深信不疑却无能为力，刘秀则在西汉灭亡十几年后再起，证明了“再受命”的真实性。但这次，他就要彻底把握住儒家的话语权，像新朝一样标榜儒家，不能将其送给他人了。 东汉的使命，是建立一个复兴了西汉，但延续了新朝政教的新汉朝！
• 以伦理教化为基础的政治原则
• 王莽虽然以符命封官，但并不授权，刘秀照谶语封的可都是实打实的官员。
• 犹如符命是新朝的“基本法”，谶纬也是东汉立国的基石。刘秀去世前夕，正式向天下颁布八十一篇图谶，并严禁后人篡改，这与王莽向天下颁布四十二道符命完全一样。整个东汉社会特别是中上层，对谶纬保持着巨大的好感，不相信谶纬的学者才是少数。从后世发现的一些东汉普通士大夫的墓碑看，有些士大夫甚至会把谶纬附会在自己身上。
• 王莽没有把王田私属令推行下去，刘秀却趁着天下刚刚安定，多少做了一些土地丈量分配的工作，当然，刘秀立国的基础之一仍然是国家和豪族之间的妥协，这本就是他从王莽失败中得到的教训，至于东汉多年之后将灭亡于豪族，还是后话。
• 总而言之，王莽的失败不等于儒家的失败。儒家抛弃了西汉，葬送了新朝，但在一定程度上复兴了东汉。
• 从这个意义上说，东汉大谈孔子为汉制法，实际表现为王莽为东汉制法。
• 但王莽留给后世的遗产，远不止在东汉一朝。 表面的影响，就是王莽开辟了一条“周公—尧舜”模式的禅让之路，这个模式以“周公”来掌权，以“尧舜”来受禅，穿插着赐九锡、建公国或王国等措施，从而实现合法的权力交接。 自东汉末年，曹操建魏国、受九锡，儿子魏王曹丕受汉献帝禅让开始，这个模式持续了很多年，而且一直被模仿，从未被超越。 这是王莽留给后代“篡位”帝王们的礼物。 另一个很重要的影响处于历史的暗流，那就是民意。 王莽的即位有着庞大的民意基础，灾异、祥瑞、符命等可以视为民意的载体。自此以后，在帝制中国，民意也变得愈发微妙，很多好事凭借民意才能施行，很多坏事依托民意得以肆虐。但民意始终不能直白、通畅地表达，当谶纬、符命后来逐渐被历代帝王抛弃，祥瑞和灾异则依然以一种欲说还休的态度顽固地在政治场域里生存，表达着或隐晦或显白的民意。 但是，王莽最重要的影响，是在儒学自身。 王莽以禅让的方式登上帝位，这是儒家在帝制时代政治实践的顶峰。暂且不论王莽其人，也暂时抛开其中的迷信，只说儒家不依靠军事力量，以和平方式实现了改朝换代和权力转移，不太影响普通民众的日常生活，更没有发生剧烈的内战和残酷屠杀，犹如儒家版本的“光荣革命”，就堪称一次重大的成功，是西汉政治儒学结出的最大成果。
• 新朝的失败终结了西汉的政治儒学，那种旨在驯服君主，用天人感应、灾异祥瑞来限制帝王，甚至大臣敢于要求君主下台的做法，渐渐失去了感召力。儒家失此良机，再无胆略气魄和自信对帝制进行根本性的政治变革，再也无力触及驯服君主、政权更替之类的宏大议题。
• 于是东汉的儒学，又回到汉武帝、汉宣帝开创的“王霸之道”格局下，越发沦为政治的修饰物，地位被高度尊崇，但并不真正受重视。东汉不再有董仲舒、夏侯胜、京房、刘向和刘歆等“帝师范儿”的经师，儒家的政治地位明升暗降。
• 但作为思想学术，受道家的影响，儒学已从政治哲学演进为玄学和义疏学。那些两汉的余绪，一部分残留在越发无人问津的汉朝章句里，一部分进入道教方术。特别是灾异、数术、符命、谶纬之类，随着后续王朝将其禁止，除了一小部分留在古代天文学领域，大多数已从庙堂之上跌落进最低的尘埃。
• 至隋唐，佛道大兴，儒学旧注飘零，几乎不振。幸有韩愈《原道》，文起八代之衰，悬空构建起从孔子到孟子直至他本人的一套“道统”。此时儒学的危机，已不必侈谈“政治儒学”，而是在佛教的彼岸净土和僧人的禅意超越中，努力赢得一点生存空间。
• 继而入宋，自宋初五子至南宋朱陆，皆以接续道统为己任，儒家自中唐吐故纳新四百年，终于发挥出能够对抗佛教的心性成圣之学，但无论是朱熹这一脉的“道问学”，还是陆九渊这一脉的“尊德性”，比起汉儒，其距离政治哲学的关系更远。当然，宋儒的政治品格仍然存在，把汉朝自上而下的宫廷政治哲学，转变为自下而上的个体、家族、社区的民间政治哲学，换言之，宋代儒家的政治品格不再纠结于驯服君主，转而致力于涵养君子和治理家族。孔子的制法终于找到新的方向，不是给帝王制造符命谶纬，而是给民间创立乡规民约、族谱家法等。
• 元、明之世，朱熹理学成为王官学，陆九渊之学演进为王阳明心学，但王阳明本人以“致良知”而发雷霆之力，戡乱平叛，其后学却等而下之。
• 随着清朝废科举，无论是哪一路儒学，再也没有王官学这一“体制内身份”的护持。
• 放眼日常生活，虽然我们遵循的道德准则仍以儒家伦理为基础，但很难具体找到一项政制、一部法律、一样科学技术、一个市场主体“属于”儒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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