强舸

 导论 从美国内政视角研究美国变局

• 刘慈欣在《三体Ⅲ：死神永生》中写过一句话：“愚昧和无知不是生存的最大障碍，傲慢才是。”我们要警惕在看待美国政局时的过度轻视和娱乐化问题。
• “新右翼”运动从根本上改变着美国政治的主题、结构和机制，过去丰富的知识积累未必能够帮助研究者更好地理解美国变局，相反却可能变成认识今天“新右翼”运动的思维误区。

 二 理解特朗普和“新右翼”的一些误区

• 如果只是简单接受西方建制派精英关于“新右翼”运动的定义而不去深入了解它兴起的原因、诉求和目标，那我们在与欧美各国日益强大乃至掌握政权的“新右翼”势力打交道时就会遇到困难。
• 事实上，“卡瓦诺是不是强奸犯”问题在美国政治中确实比一时的对华政策重要得多。因为，在三权分立的美国政治体制下，保守派卡瓦诺获任大法官将打破自由派（民主党）和保守派（共和党）在联邦最高法院中维持了三十年的均势，大法官的终身制任期更是会让这次任命对今后数十年美国政治和意识形态产生深远影响。2022年在美国社会引起轩然大波的联邦最高法院堕胎权判决、持枪权判决等重大事件，均与这次任命密不可分，而这些事件又对2022年中期选举结果造成了直接影响，并且仍将在2024年大选中成为重要议题。
• 现在彭斯却因为在2020年大选舞弊问题上与特朗普产生分歧，政治生命似乎已经终结。

 三 本书框架

• 二战后，由于生产力提高、福利改革、对外“剪刀差”等原因，西方世界一度形成了橄榄形的社会结构。在很长一段时间里，我们认为，以阶级分析为核心的马克思主义理论框架不再适合用于研究西方国家。然而，近年来，“新右翼”运动和“激进左翼”运动的同时兴起用确凿无疑的事实告诉我们，橄榄形社会已经是西方世界的过去式（甚至它是否真的存在过都值得怀疑）。阶层割裂的鸿沟、不同群体的尖锐对立是西方国家当下常态。
• 美国社会可以分为三个阶层：大企业主大富豪、主要依靠劳动获取报酬的中产阶层（工业州的蓝领、农业州的农场主都属于这一阶层）、很大程度上依赖国家福利的低收入阶层（以非洲裔、拉丁裔以及非法移民为主）。并且，在三个基本阶层之上，族裔、地域、文化、职业还会叠加更为复杂的影响。
• 与过去数十年美国政治主流不同，特朗普、拜登以及其他美国政客现在都不再想做“全民总统”，他们总是坚定地回应特定支持群体的诉求，对反对者激烈的抗议乃至行动不太在乎。
• “新右翼”运动在西方世界全面兴起，不过目前有过稳定执政经历的只有2017年至2021年间的特朗普政府。
• 党各自内部也并非铁板一块，特别是特朗普和“新右翼”运动兴起后，两党内部关于意识形态、基本纲领的分歧也在显著变大，党内不同派系及其所代表的不同利益集团之间的矛盾日益激化。目前，两党都存在着激烈的内部斗争，其结果同样会给今后美国政局乃至世界政治走向带来深远影响

 第一章 “新右翼”是什么？

• 从参加大选时的竞选口号、政治主张到执政四年时间里的具体政策措施，包括“建墙”(Build the Wall)、“反非法移民”、“旅行禁令”、“反全球化”等，特朗普和“新右翼”运动以一系列颠覆性行动重新划定了美国社会的焦点议题，从根本上改变着美国政治走向，并在一定程度上逆转着全球化进程乃至重塑整个国际社会。
• 与此同时，“新右翼”运动也在欧洲各国不断地攻城拔寨。2016年，“脱欧派”在英国全民公投中胜出；意大利“五星运动”成功阻止了“修宪公投”，以意大利民主党为主导的执政联盟和时任总理马泰奥·伦齐（民主党党首）被迫下台，解散政府。2017年，“新右翼”的荷兰自由党、法国“国民阵线”和德国选择党分别在荷兰议会选举、法国总统大选和德国议会选举中跃升为本国的第二大党、第二大党和第三大党；在奥地利，右翼的奥地利人民党赢得议会选举，与“新右翼”的奥地利自由党组成执政联盟，新的执政联盟推行了诸多自由党倡导的反非法移民、反难民举措，因而奥地利也被视作欧洲首个“新右翼”政党正式上台执政的国家。
• 意大利成为欧洲第二个“新右翼”政党正式上台执政的国家。随后，意大利政府推行了坚定的反非法移民举措。
• 2019年5月，在五年一度的欧洲议会选举中，以反欧盟为己任的“新右翼”政党更是大获全胜，刚刚成立的英国脱欧党、法国“国民联盟”和意大利“北方联盟”都赢得了最多席位。
• 赢得保守党党内最多支持、接替特雷莎·梅的鲍里斯·约翰逊(Boris Johnson)政治立场更加右倾。这意味着英国第一大党保守党也在向“新右翼”迈进
• 简而言之，“新右翼”崛起是当前西方世界政治版图变迁的最大特征和最重要事件，也是世界政局的最大变数。

 一 政治而非经济：“新右翼”带来的欧美政治议题转换

• 第二次世界大战以后的数十年中，西方国家政局长期处于意识形态和政治主张“中间化”、“选谁上台都差不多”的平稳状态。“新右翼”运动兴起则从根本上颠覆了这一格局。
• 在西方主流媒体话语中，“新右翼”常常也被称作“极右翼”。按照字面意思理解，“右”的“右边”是“极右”，也就是说，“新/极右翼”应当是提出了比传统右翼更“右”的诉求。然而，并非如此。过去数十年里，欧美各国政坛的主流议题是经济。例如，在美国，秉承保守主义的传统右翼——共和党的经典诉求是“小政府，大市场，低税收，低福利”，秉承自由主义的传统左翼——民主党的经典诉求则与之一一对立，即“较大的政府，较受控制的市场，高税收，高福利”。然而，现如今欧美任何一个国家的“新右翼”政党在经济议题上非但不比传统右翼政党更“右”（即提出系统的“更小的政府，更大的市场，更低的税收，更低的福利”的政治主张），相反，“新右翼”政党很多时候在经济议题上站在了传统右翼政党的“左边”，有着许多偏向左翼的经济诉求。
• 传统左右翼关注的经济议题（也就是过去长期主导欧美各国政治的焦点争议）并不是如今“新右翼”运动的核心诉求，政治议题才是“新右翼”政党的关注根本，这是它与传统左右翼政党的根本不同。
• 在欧洲，限制接收难民、反非法移民则是英国脱欧和法国、德国、意大利、荷兰、奥地利等国“新右翼”政党支持率飙升乃至在大选中赢得国家执政权的直接动因，也是捷克、波兰、匈牙利等东欧国家执政党最鲜明的执政举措。
• 传统左右翼政党数十年来赖以安身立命、吸引选民选票的经济议题已经没有以前重要了。

 二 公权与私权：“新右翼”的核心诉求

• 若一味地贬抑国家主权和公权力，则只有富豪和坏人（罪犯）两类人的“私权”可以获益。
• 瑞典多年来一直稳居世界强奸案发生率第一名的“宝座”。由于长期对犯罪行为打击不力乃至实质纵容导致的严重治安问题，2018年1月，瑞典被英国和加拿大列为“旅行警告”国家，和阿富汗、伊拉克等长期战乱国家处于同一名单之中，瑞典“享受”的这一待遇在西方国家中还是前所未有的。
• 私权和公权、人权和主权，“新右翼”正是在这一层面上站在了传统左右翼的共同对立面。
• 国家弱化、主权虚化、公权力污名化。反对“政治正确”、反对所谓“普世价值”、支持“以强有力的国家捍卫个人安全”是西方各国“新右翼”政党借此迅速赢得众多民众支持从而强势崛起的核心诉求。
• “新右翼”的诉求包含两个层面。第一，重申国家主权，反对人口无序并且非法的跨国流动，严守国家边界，强化国家认同。
• 2024年1月，在印度移民后裔苏纳克首相的带领下，英国更是通过了将无法查清国籍的非法移民遣送出境的“卢旺达法案”。
• 在欧盟体制下，各国政府实际上已经失去了决定难民/非法移民事务的权力，需要按照欧盟规定的配额接收乃至供养非法移民，否则将遭受欧盟的严厉制裁
• “新右翼”强调“法律和秩序”，它们认为，只有法律被严格地执行了，才能确保普通公民的安全和利益。
• 意大利、奥地利、法国、德国、荷兰等国“新右翼”政党也都在各自党纲中提出了严格法律执行、强化警察权力、提高惩处力度和司法量刑的政策诉求。
• 相比之下，“新右翼”在过去主流的经济议题上反倒处于传统右翼的“左边”
• 经济全球化和自由贸易一直是传统右翼政党共和党的立党基石。
• 虽然特朗普也迎合了传统右翼的“减税”诉求，但是他还强调通过行政手段大规模干涉企业市场经营、提供高额补贴和税费优惠以创造工作岗位
• “新右翼”运动遭到了传统左右翼的共同敌视，它的崛起极度依赖于广大普通民众的支持，因而“新右翼”政党必须在一定程度上满足普通民众的福利诉求

 三 西方民粹主义的现实面向

• 民众提出合理的诉求，是民主；民众提出不合理的诉求，是民粹。
• 西方主流媒体判断民粹主义的标准往往是自由主义的价值观（并在很大程度上影响着我们对西方民粹主义的认识）：合“我”心意的（符合自由主义价值观）就是民主，不遂“我”愿的就是民粹。
• 总的来说，根据具体诉求差异，我们可以将当前西方现实政治中的民粹主义分为“新右翼”民粹倾向和自由主义的民粹主义两大类。
• 在西方主流话语体系下，“新右翼”被视为民粹主义的主要来源，特朗普上台、英国脱欧以及欧洲各国“新右翼”政党崛起都被归结为民粹主义使然。本书认为，“新右翼”民粹主义的提法并不准确，这在很大程度上是西方传统政治精英和主流媒体对民粹主义概念的滥用，将这类现象称为“新右翼”民粹倾向更为合适。
• 英国保守党、法国“国民阵线”等欧洲政党及其支持者则是既坚决反非法移民，也在一定程度上反合法移民，它们在最新党纲中都写入了大幅压缩入籍名额、减少签证发放数量等排外性诉求
• 总的来说，从西方政治视角看，“新右翼”民粹倾向大方向上是合理的，但在具体诉求方面有不少问题，如何应对、保证它处于民主框架内而不退变为真正的民粹主义是西方政治面临的重要问题
• 与“新右翼”民粹倾向相比，当前更值得关注却并未得到充分讨论的是自由主义的民粹主义，三个无理诉求构成了其核心主张： 第一，不劳而获，“不工作只领钱”
• 近年来西方主流政党常常无视国家严重的财政危机，频繁提出明显超出国家财政能力的福利承诺以争取选票
• 第二，无限制的“自由”。
• 现在，西方国家常常出现一幅十分诡异的画面：一方面，控烟法令越来越严格，个人在公共场所吸烟会受到严厉惩罚；另一方面，公共场所聚众吸毒越来越常见
• 第三，颠倒次序的“基本人权”。
• 目前，在欧美一些国家公共医疗保险中，变性手术的报销优先性和比例居然高于一些严重影响个人健康乃至生命的疾病。
• 自由主义的民粹主义认为自己的主张占据了人类道德制高点，掌握了相对于其他人的绝对真理，因而敢于以“自由”和“普世价值”为名追求无限制的、凌驾于他人之上的特权，这恐怕才是当今西方社会的最大威胁。
• “baizuo”是首次用中国价值观来定义西方现象并被西方世界接受的事例。西方世界自由主义主导的“政治正确”对本国言论的压制居然让中国网民成功输出了一次价值观。

 第二章 “奥巴马选民”vs“特朗普选民”：关键性选举与美国政党选民联盟重组

• 美国学者将美国总统选举分为一般性选举和关键性选举两类，一般性选举维系现有政党体制，关键性选举则打破并重塑政党体制。关键性选举又称关键性选举重组(critical electoral realignment)或政党选民联盟重组选举(realigning election)，指的是“在一系列选举中出现了新的政党选民联盟和投票模式，从根本上改变了国家政治和公共政策的进程”，体现着美国政党政治和选举政治的长期变化。美国政党政治历经200余年，关键性选举仅出现6次。与此相对应的是，美国经历了6次政党体制更替。
• 关键性选举植根于美国经济社会条件重大结构性变化之中，选民的政党认同和作为政治体制基础的社会及经济现实之间关系的日益紧张是关键性选举发生的首要原因。
• 2016年美国大选是一次久违的关键性选举，引发20世纪60年代以来美国政党选民联盟的根本性重组。第一，民主党曾经的核心支持者“锈带”蓝领转投共和党阵营，成为特朗普赢得大选和共和党夺取国会多数席位的关键力量。第二，议题巨变。“反非法移民”和“把工作带回美国”虽然在过去选举中也时常被提及，但是并未成为选举焦点。它们在2016年大选中一跃成为美国政治的核心议题，并在特朗普执政后引发美国公共政策的根本转向。

 一 变局：“奥巴马选民”联盟浮现

• 2020年美国白人占总人口比例已经下降至57.8%，拉美裔美国人比例则迅速上升至18.7%，非洲裔美国人比例也略有上升，达到12.4%，少数族裔在选举中的作用日渐重要。
• 针对选民结构的变化，以2008年奥巴马参选为契机，民主党调整了选举策略和纲领主张，重新整合了民主党选民群体，打造了包括非洲裔、拉美裔、东西海岸白领、受过大学教育的年轻人、众多少数群体以及白人蓝领等在内的“奥巴马选民”联盟，并在八年执政期间，通过各类政策举措和意识形态进一步巩固选民联盟。
• 虽然“奥巴马选民”联盟体现出了不同于以往的鲜明特征，但它本质上仍然是20世纪60年代以来民主党选民联盟的延续，而非政党选民重组的产物，因为并没有新的重要选民群体加入其中。
• 拜登同样继承了这一主张，并在2022年1月通过行政令方式首先将联邦机构雇员的最低工资标准上调至15美元/小时。
• “提升最低工资标准”对白人蓝领的意义并不大，因为，2015年美国制造业工人平均年薪是49550美元，平均时薪是18.61美元，明显高于15美元/小时。“提升最低工资标准”主张主要影响的是以拉美裔和非洲裔为主要就业人群的低端服务业。
• 教育方面，近年来民主党在加利福尼亚、纽约等“深蓝州”一直努力推动通过以提升非洲裔和拉美裔的大学录取比例为主要内容的教育“平权法案”。
• 针对不同族裔的差异化执法确实一直是美国司法体制的痼疾。
• 然而，奥巴马执政八年，美国种族冲突不仅未如人们的期望下降，反而大幅增加。这在很大程度上是因为民主党更多是从政党选举利益而非国家治理绩效出发来处理问题。
• 全球化造成的制造业外流损害了白人蓝领利益。与之不同，美国东西海岸各州的金融业和科技行业白领则大大受益于全球化
• 1990年，美国大学本科以上学历人群的就业率是93.3%，而2015年大学本科以上学历人群的就业率只有88.9%
• 自20世纪60年代起，左翼思潮一直在美国大学占据绝对优势，教师的言传身教和同伴压力不容忽视。
• 少数群体的人数虽然有一定增长，但是占美国选民总数比例依然不大
• 由于占据意识形态高地和具有凝聚力强、行动力强的组织优势，少数群体在美国政治中常常能发挥远高于其所占人口比例的作用。
• 2015年6月，联邦最高法院裁决同性婚姻在全国范围内合法。
• 在全球化浪潮中，大企业主和大富豪不仅将生产车间转移至海外，全球避税也逐渐成为众人皆知的惯例。这样一来，“加税”与“减税”对大企业主和大富豪来说就没有太大差别了（反正他们也不怎么缴税）。特朗普的“反全球化”主张却直接威胁着他们的利益，因而将他们中的大多数推向了民主党
• 虽然是传统民主党选民联盟的延续，但是“奥巴马选民”联盟也有两个新变化：其一，联盟内部各选民群体的人数和力量对比发生较大变化，少数族裔超越白人蓝领成为民主党的头号票仓，少数群体的行动力和影响力大幅提升；其二，少数族裔和少数群体对民主党的忠诚度显著增强，白人蓝领的政党认同则在不断削弱。与之相对应的是，过去民主党在选举中和执政时擅长应对的是经济、就业、劳工等议题，如今却越来越依赖于身份政治。
• 2013年，加州议会中民主党人提出了“SCA5法案”，其核心诉求是，加利福尼亚州公立大学在录取学生时应充分考虑族裔平衡。显然，该法案的实际效果就是“压缩亚裔录取比例，提升非洲裔和拉美裔录取比例”。
• 事实上，近年来民主党推出了越来越多的少数族裔候选人（例如2018年中期选举、2020年大选、2022年中期选举），然而，目前来看这些候选人的少数族裔号召力很少能达到当年奥巴马的效果。

 二 共和党的两个应对思路

• 在输掉2008年和2012年两次大选之后，为了扭转劣势，共和党内部也产生了拉拢拉美裔和唤醒基本盘这两个应对民主党挑战的竞选思路。
• 这一思路认为，仅仅依靠白人选民已经很难赢得今后的总统大选，拉拢拉美裔选民是共和党的唯一选择。原因在于，第一，拉美裔是美国人口规模最大、增长速度最快的少数族裔。第二，拉美裔大多是天主教徒，共和党的社会保守主义价值观对他们有一定吸引力。

 三 “特朗普选民”联盟：颠覆性的新议题

• “新右翼”独特的政治议题让他成功塑造了不同于共和党传统的“特朗普选民”联盟，这不仅帮助他赢得了2016年总统大选，更从2017年起在整体上重塑着共和党和美国政治。
• 在堕胎和同性恋等议题上，他的基本立场是“不赞成，不反对”，他认为这些议题不应属于联邦事务，应当由各州自行决定，这在共和党内已经是前所未有的“左”了
• 堕胎、同性恋等都是私人事务，一般不影响公众实际利益。在过去美国繁荣昌盛、民众丰衣足食的情况下，选民有闲暇把以上议题当作神学、哲学或者生命科学问题来讨论。然而，今天的美国与过去不同了，更严重的危机开始显现。
• 在中南部各州，现在最为突出的就是大规模非法移民和形同虚设的边境管制造成的安全问题。虽然多数非法移民只是想来美国多挣点钱的普通人，但是其中也确实混杂了一些恶性刑事犯罪嫌疑人（绝对数量并不算少），他们造成的实际恶果和社会恐慌更是远大于他们的人数占比所带来的影响
• 美墨边界已经成为世界上最大的毒品走私通道，美国70%的可卡因、80%的大麻和30%的海洛因来自墨西哥。
• 在这样的情况下，特朗普果断抛弃了无关痛痒的老议题，从最重要的现实问题出发，提出了（至少在选民看来）积极应对的政策主张（“建墙”、强化边境管控、大规模遣返非法移民）。对中南部各州白人选民来说，特朗普坚定的“反非法移民”主张要比他有问题的社会保守主义立场重要得多。
• 以金融业和科技行业为主的东西海岸诸州依然欣欣向荣的景象不同，曾经制造业发达、蓝领众多的五大湖区工业带日益衰落，密歇根、俄亥俄、威斯康星、宾夕法尼亚等州有了一个新的名字——“锈带”。在全球化冲击下，这些州的工厂大量倒闭，或者迁出美国，大量蓝领因此失业，曾经日夜开工的厂房如今锈迹斑斑
• 因此，特朗普的“把工作带回美国”主张也就抓住了“锈带”蓝领的核心关切点。他主张，对外，与美国所有主要贸易国重新谈判贸易协约甚至设置关税壁垒、开打贸易战，让搬到国外的制造业企业无利可图，让美国国内生产的产品能更好地卖到国外；对内，大幅减税，吸引企业回流，并让回来的企业和新创立的企业活得更好。企业好了，美国的就业率和蓝领工资水平也就会随之上升。
• 特朗普则是反复“威胁”要对搬走的大公司和以美国为主要市场但不在美建厂的外国企业施加惩罚。
• 为了“把工作带回美国”，特朗普首先要推翻的就是共和党传统的自由贸易和全球化主张
• 一方面，跨国公司和大富豪在2016年和2020年两次大选中均可以算是一边倒地反对特朗普，甚至采取了拒绝给共和党捐款、发布公开信等一系列打破美国政治惯例的激烈行为，约翰·麦凯恩、米特·罗姆尼、保罗·瑞恩等众多共和党要员也同样打破政治惯例在2016年共和党全国代表大会之后依然频繁抨击已经成为本党总统提名人的特朗普；另一方面，特朗普的强硬态度、不惜与跨国公司和大富豪乃至共和党主流决裂的决心以及跨国公司和共和党要员的激烈反应，也让他赢得了“锈带”蓝领的充分信任乃至政治忠诚
• 人数最少又不关心政治的亚裔就常常成了“被切走蛋糕”的对象，也享受不到“政治正确”的保护
• 娱乐界明星们一方面集体抗议奥斯卡获奖名单中没有非洲裔是种族歧视，另一方面又常在颁奖典礼上对亚裔发表歧视性言论。
• 最触动亚裔核心利益的是民主党的“教育平权”主张。亚裔是美国受教育程度最高的族群，25岁以上有学士以上学位的亚裔比例是51.3%，显著高于美国人总体三成的大学学历水平。华裔具有研究生以上学历的比例是21.4%，远高于美国人总体12%的水平
• 亚裔细分法案”表面上看不会直接影响亚裔利益，但在亚裔特别是华裔看来，该法案显然是为了分化亚裔，孤立华裔，为类似SCA5的各种法案卷土重来做准备。
• 在亚裔看来，特朗普的“反非法移民”主张至少能让他们保住已有的有限的话语权，不损失更多核心利益
• 基于数十年的实证研究，美国经济学界的一项共识是：由于其主要是在低端服务业就业，受拉美裔非法移民冲击最大的恰恰是拉美裔和非洲裔美国人。
• 虽然他的个人特质、社会政策主张都不讨中南部白人喜欢，但是由于提出了更符合他们核心利益的“反非法移民”主张，特朗普在共和党初选中轻松战胜了诸多党内对手。
• “把工作带回美国”主张让特朗普在“锈带”地区大获全胜，
• 中南部白人和“锈带”蓝领构成了“特朗普选民”联盟的基石，是特朗普赢得大选的关键。
• 20世纪60年代以来，中南部白人与“锈带”蓝领一直分别是共和党和民主党的核心选民群体，相互间存在尖锐的利益冲突。其一，以农业、能源业为主的中南部各州受益于全球化，主张自由贸易；以制造业为主的“锈带”各州抵制全球化，要求贸易保护主义。其二，这两类选民群体虽然大多同为基督教新教徒，但是他们相互间存在保守与自由的宗教分歧。
• 为什么两者能摒弃前嫌，在特朗普的旗帜下结成同盟？ 这与民主党未能回应“锈带”蓝领的诉求有关。更重要的是，“反非法移民”超越自由贸易和社会保守主义成为中南部各州头号议题，构成了中南部白人和“锈带”蓝领结盟的基本前提。
• 为了更重要的安全利益，中南部白人在贸易利益上做出了重大让步（退出TPP），从而能和“锈带”蓝领结盟，相应地，“锈带”蓝领支持他们的“反非法移民”主张
• 美国农产品出口一直在世界许多国家遭遇重重限制。特朗普虽然反TPP（TPP可以改善这一困境），但是他也提出用双边贸易谈判破解问题，减少外国对美国农产品的限制。上任后，他通过谈判一度兑现了一些关于农业贸易的承诺。2016年至2017年上半年，中国、日本等多国放松了对美国农产品的贸易限制。
• 虽然亚裔对民主党的整体支持率并未有大的改变，却在数个摇摆州倒向特朗普过程中发挥了重要作用。在2020年大选中，虽然特朗普丢掉了总统宝座，但是亚裔特别是华裔支持他的比例和力度却进一步加大。

 四 2020年大选：例外的大选与稳固的政党选民联盟

• 由于突然袭来的新冠疫情，2020年大选变成了一次与过往截然不同的总统选举。不过，若从政党选民联盟角度来看，“特朗普选民”联盟与“奥巴马选民”联盟的格局却是十分地清晰和稳固。换言之，2020年大选进一步证明了2016年大选的关键性选举性质，巩固了新的政党选民联盟。
• 锈带”蓝领和中南部白人这两大基本盘仍然稳定
• 拜登获胜的关键则在于邮寄选票导致的非洲裔选民高涨的投票率。
• 由于疫情防控不力和众多反智言论，特朗普在城郊富裕白人这一传统共和党选民群体中的支持率有所下降。
• 邮寄选票在美国选举政治中久已有之。不过，由于邮寄选票更容易造假等缺陷，过去全美各州对邮寄选票的适用范围、使用方式均有严格的限定，一般只有选举期间驻在海外的美军士兵以及美国公民（确因不可抗力无法现场投票）才能申请使用邮寄选票。
• 打着防疫的旗号，民主党推动邮寄选票实则是出于政治目的。
• 邮寄选票的主要作用是大幅提升了民主党选民特别是非洲裔选民的投票率，这是拜登胜选的关键。
• 许多非洲裔选民都有着这样的心态：共和党不能选，但民主党也不是好选择。这与白人选民不论支持共和党还是民主党都更坚决的心态不同。因而，他们在选举中常常会采取人们在日常生活中常见的一种行为方式——“交给老天决定”，例如天气好、限制少、交通方便等，就出门投票支持民主党；反之，就不投票了
• 邮寄选票意味着减少了非洲裔选民选择“交给老天决定”的客观限制，民主党基层组织更是把选票直接送到少数族裔选民面前，待其填好后还负责寄出，甚至同时还有小礼品赠送。那么，非洲裔选民的弃权率就会大幅下降，相应地就显著提升了拜登获得的选票总数。
• 民主党能比较顺利地在一些关键州扩大邮寄选票适用范围，也与共和党内斗有很大关系，一些建制派共和党人也不希望特朗普赢得连任
• 从州政府到州议院到州法院均由共和党控制，却也大力推动明显不利于共和党候选人（不仅不利于特朗普，还会影响国会议员、州议员、州行政官员等一系列选举）的邮寄选票方式，就很令人费解了。
• 特朗普执政四年期间的一个突出问题——忽视了组建自身班底的重要性。急于求成的心理让特朗普满足于共和党要员的效忠宣言，以为这样这些人就可以放心使用，而没有耐心培养“自己的人”
• 除了邮寄选票的关键性影响外，新冠疫情还通过一些次要途径影响了2020年大选。 其一，让特朗普的政绩化为乌有。
• 其二，大大减少了民主党的内耗。新冠疫情让本该耗时漫长的2020年民主党初选戛然而止（特别是桑德斯迅速主动出局），让民主党避免了再次出现2016年初选时那种斗得太久太难看导致党内最终难以团结起来的情况，让拜登在2020年全年都能幸运地回避了民主党内那些尖锐的政治议题（例如“打击资本”“反全球化”“反自由贸易”等），以宽泛但缺少实际内容的竞选纲领靠着“我不是特朗普”这一点就打完了整场选举战。
• 其三，对竞选活动的限制。
• 如果没有新冠疫情，按照往届惯例开展竞选活动，拜登的身体问题显然将被置于显微镜下反复展示，很可能引发选民的普遍担忧。

 五 小结与前瞻

• 过去，中国学界对关键性选举、政党选民联盟重组等美国政治主流理论的研究大多是基于以往的二手资料，最近几次美国大选则为我们提供了充足的一手资料和绝佳机会直接观察美国选举政治运作
• 从罗斯福时期就一直是民主党核心选民群体的“锈带”蓝领改换门庭，与议题转变的中南部白人（注重宗教价值观的白人新教徒转变为注重安全问题的中南部居民）一起构成了新的共和党选民联盟
• “反非法移民”和“把工作带回美国”成为共和党以及美国政治新的主流议题。
• 执政期间，特朗普坚定地贯彻了“把工作带回美国”和“反非法移民”等多数核心竞选主张。相反，共和党“主流”则主动或被迫向“特朗普选民”联盟及其议题靠拢。在特朗普输掉2020年大选并卸任总统后，共和党“特朗普化”的趋势也并未中断，反倒是在2024年大选中显得更加不可阻挡
• 选举后回归主流，是一般性选举的特征；关键性选举后，“主流”将被重新定义。
• 民主党虽然赢回了2020年大选，但是至今仍然缺乏明确的政治纲领和选举策略巩固“奥巴马选民”联盟

 第三章 “人权优先”还是“主权优先”：美国政治中的非法移民议题

• 2017年2月，刚一上任的特朗普即签署了在美墨边境修建隔离墙和加大非法移民执法与遣返力度的两项行政令。在他上任的第一年里，美国遣返非法移民数量同比大幅增长40%
• 2017年9月，美国司法部宣布中止旨在为16岁以下非法移民提供暂缓遣返和便利入籍通道的“梦想法案”
• 可以说，非法移民议题已经成为共和党和民主党在美国政坛中交锋最激烈的战场，并将长期左右美国政治的走向。

 一 特朗普与民主党的政策逻辑差异

• 民主党方面，“人权”则是奥巴马政府非法移民政策的核心原则，也是希拉里、桑德斯以及民主党众多2020年大选竞争者反对遣返非法移民、主张1200万非法移民全部入籍的主要依据。
• 国家法律是应该严格地执行，还是人道地（不严格地、有选择地）执行？这是特朗普和民主党以及他们分别代表的美国社会群体的根本分歧。这一分歧背后的根本逻辑是，在处理非法移民问题上应当遵循“人权优先”原则还是“主权优先”原则？
• 需要强调的是，“人权/主权”之争并不意味着人权与主权是绝对对立的，“人权高于主权”的另一面不是“主权高于人权”，而是“没有主权就没有人权”。
• 人权优先”还是“主权优先”的另一个表述是：保护本国公民的人权与保护外国人的人权，哪个才是主权国家的首要任务
• 特朗普政府颁布的“建墙”和“强化非法移民执法”行政令也迅速引发了美国政府和联合国人权机构的激烈冲突。
• “建墙令”主要目的是遣返以墨西哥等美洲国家来源为主的拉美裔非法移民，并通过一系列举措（例如“建墙”）杜绝外国人通过非法方式入境（依然可以通过合法方式入境），而“旅行禁令”是要全面禁止七个/六个/八个国家民众以合法方式（持有美国签证或者已经申请到了难民资格）

 二 地域与阶层：白人群体的分裂

• 两个流传甚广的答案，即“白人蓝领害怕非法移民抢走他们的工作岗位，所以反对非法移民”和“美国企业为了获得廉价劳动力反对限制非法移民”。但是，这两个答案都是错误的，非法移民议题的实质并不是经济问题，而是政治问题。
• 数十年来，美国经济学界的大量实证研究已经证明，非法移民对美国蓝领工人的工作岗位和工资水平的影响微乎其微。
• 主要影响的是在这些行业就业的拉美裔和非洲裔美国人
• 从地域来看，白人蓝领主要分布在美国北方“五大湖”附近区域各州（威斯康星、密歇根、俄亥俄、宾夕法尼亚等州），而非法移民主要集中在美国南部边境诸州（得克萨斯、亚利桑那、新墨西哥等州）。
• 真正威胁白人蓝领的是全球化，是国际贸易和制造业工厂外移，他们支持“新右翼”运动是因为特朗普的“反全球化”和“把工作带回美国”主张
• “反非法移民”至少会损害特朗普和共和党的重要票仓——中南部白人农场主的经济利益，因为非法移民是他们农场雇工的重要来源。但是，从2016年大选到2024年大选，他们却一直是特朗普的坚定支持者，极少发声反对“反非法移民”主张。这说明，随着局势的变化，他们开始认为，非法移民带来的安全损失要远大于他们获得的经济利益。
• 在主权原则下，能否拥有享受一国公共福利的资格首先取决于成员身份
• 然而，在自由主义的“人权优先”原则下，一个人能否享受公共福利与其成员身份和是否对国家履行过相应的义务无关，只与其“人权”状况有关
• 长期以来，美国政府为非法移民提供了大量食品券、住房、教育、医疗等方面的福利保障。但是，公共福利需要真金白银，公共福利的源头是纳税人缴纳的税费。因而，大量非法移民享受美国政府提供的公共福利势必造成两个问题：第一，美国公民的税费支出不断上升；第二，美国公民的公共福利份额不断缩小
• 医保收入是按照人头收费，所以美国的巨富阶层不会为“奥巴马医保”支出太多费用（相对于他们的财富来说），“奥巴马医保”的主要费用是由中产阶层承担的
• 简单来说，美国医保体系按州划分缴费，如果某州收入水平低于医保缴付标准的穷人少，那么中产阶层的支出就会比较少；如果某州收入水平低于医保缴付标准的穷人多，那么中产阶层的支出就会大幅增加。2016年10月，美国各州相继公布了2017年度的“奥巴马医保”缴费标准，全国平均涨幅25%，而涨幅最高的亚利桑那州（也是非法移民最多的州之一）高达116%
• 由于身份限制，作为非法移民的他们能享受的福利还不算太多，这就已经让美国中产阶层不堪重负了。如果1200万非法移民全部成为合法的美国公民，中产阶层的各项税费必然继续上涨。这是蓝领、白领和中小企业主都不愿接受的
• 地域是美国白人群体分裂的首要因素。支持“反非法移民”主张的白人群体主要来自非法移民众多的美国南部诸州，反对者则主要来自西海岸和新英格兰地区各州。
• 从意识形态上来说，自由主义价值观在这些地区占据着主导地位，自由主义更倾向于个人权利应当处于国家法律之上，因而“骨肉团聚”“生活困难”“拥抱自由世界”等口号会比“法律就是法律”等言辞更容易在这些地区引起共鸣
• 如果将来非法移民问题真的严重影响到了他们的现实利益，他们的态度恐怕就会有所改变。
• 阶层是另一个重要因素。我们看到，不分地域，美国精英阶层几乎是一边倒地反对“反非法移民”主张。精英阶层之所以反对，并不是因为他们一直渲染的“精英比普通人拥有更高的个人道德水准和社会责任意识”，而是因为阶层（阶级）差异使他们不会受到相关问题的困扰
• 相对于他们的巨额财富，按人头征收的各类税费也是微乎其微。所以，他们才乐于彰显自身的道德优越性，并以此巩固“政治正确”和精英的话语权。

 三 “反常”的亚裔

• 在理解这个问题时，首先要避免一个误区：移民会有同样的立场。立场取决于利益，实际上，亚裔新移民与非法移民的利益冲突要大于本地白人与非法移民的利益冲突。
• 近年来，移居美国的华裔、印度裔等亚裔群体主要是通过攻读学位、留美工作取得身份的合法移民。表面看来，非法移民与合法移民有着不同的入籍通道，并没有直接冲突。然而，入籍名额的总盘子就这么大，长期以来，美国政府在包容、关照非法移民的同时，却在合法移民入籍通道上越收越紧。
• 如果没有抽中H1B签证，为了继续留在美国，很多亚裔留学生只得再去申请攻读某个学位以获得教育签证，他们有可能真的就读，也有可能只是空挂学籍
• 为了打击“空挂学籍”现象，美国联邦调查局(FBI)甚至频繁使用“钓鱼执法”，即注册一个假学校，主动向亚裔学生宣传可以提供“空挂学籍”服务，在他们缴费注册后，再予以逮捕。
• 然而，面对亚裔合法移民时，美国政府的移民执法非常严格，甚至不惜使用“钓鱼执法”等争议性手段；面对非法移民时，却十分宽容。这种选择性执法引起了亚裔合法移民的不满乃至愤怒
• 选择性执法“选择”的不是族裔，而是合法/非法。对待非法移民，无论是哪个族裔，执法都比较宽松；对待合法移民，执法则要严格得多
• 关键在于其背后不同的“人权/主权”逻辑。面对合法移民时，移民执法秉承的是“主权”逻辑或者说法律的逻辑，即是否容许移民居留乃至入籍由本国法律决定。法律规定可能有不合理之处，现实中也可能有特殊情况，但法律就是法律(Law Is Law)，必须严格执行。面对非法移民时，移民执法秉承的则是“人权”的逻辑，即是否容许移民居留乃至入籍取决于申请人的“人权”状况，如果移民执法可能损害他的“人权”，那么可以或者说应当不执法。
• “政治避难”路径在美国法律上依然可行，然而，以这种方式入籍美国意味着一段时期内不能再回中国
• 现在的华裔新移民大多出身中产阶层乃至富豪家庭，一旦不能回国，他们在家庭生活、经济利益、社会关系、未来发展上都会遭受巨大损失。所以，他们只有以合法方式入籍一条路可走。在入籍名额总量有限、自身利益受损的情况下，他们自然会支持特朗普的“反非法移民”主张。
• 按照最初的逻辑，“平权行动”应当是负有原罪的白人向曾被奴役的非洲裔以及也曾受过不公正对待的亚裔和拉美裔提供补偿。然而，近年来，民主党对“少数族裔”的界定、对“平权行动”的操作越来越多地受制于选举利益。它更加重视选票众多的非洲裔和拉美裔，但又不能让依然占美国人口六成的白人付出太多。这样一来，人数最少的亚裔就常常成为被剥夺的对象，这在教育上体现得最为明显
• 近年来奥巴马多次呼吁科技公司（苹果、脸书、微软、谷歌等）招收员工时考虑族裔多元化（即提升非洲裔和拉美裔比例），而大量华裔、印度裔新移民都是在科技行业就业的。
• 表面上看，“平权行动”是不同族裔美国人的内部矛盾，并不涉及非法移民。但是，如果非法移民入籍成为拥有投票权的美国公民，不同族群的力量对比就可能彻底改变
• 亚裔担心的是，一旦“1200万非法移民（以拉美裔为主）入籍”主张得以推行，拉美裔选民数量将暴增三分之一左右，必将彻底改变加利福尼亚州乃至联邦的政治均势。相比之下，亚裔的选票将变得无足轻重，这就必然使得越来越多的政客（不论是共和党还是民主党）提出或支持类似SCA5的法案，牺牲亚裔利益以争取庞大的拉美裔票仓。
• 简而言之，在美国目前的族群政治格局之下，“非法移民入籍”关乎国家机器将更多为谁服务的根本性问题。对亚裔来说，“反非法移民”至少能让他们继续保持在美国政治中已经很有限的话语权，不进一步损失更多核心利益。
• 由于高度重视教育，大量投入金钱、时间与精力，亚裔美国人的大学在校生比例远高于亚裔人口在美国总人口中所占的比例（白人的在校生比例只是略高于白人人口在美国总人口中所占的比例），如果“按族裔比例录取”政策真的落地执行了，白人不会受到太大的影响，亚裔利益才会首当其冲地受到严重损害。
• 结构性因素决定了，无论情感上是否有共鸣、有多少共鸣，亚裔也不可能与非洲裔和拉美裔联合。相反，与白人联合，共同推进“按学生表现录取”原则才更加符合亚裔的现实利益。
• 2023年6月29日，联邦最高法院正式裁定哈佛大学和北卡罗来纳大学的“平权行动”招生计划违反了美国宪法，并宣布全美的公立和私立大学必须停止在招生时考虑种族因素。

 四 拉美裔美国人未必欢迎非法移民老乡

• 特朗普在多次演讲中反复强调，过去数十年的非法移民已经造成了美国国民的低薪与高失业率，尤其是非洲裔美国人和拉美裔美国人。
• 这首先冲击的就是先来一步、刚刚入籍的拉美裔美国人。其一，在劳动力市场上，新、老移民存在直接的替换关系。拉美裔美国人的合法身份意味着更多的工资、税费和福利开支，雇主因而会更青睐成本更低但素质差不多的拉美裔非法移民。其二，非法移民加剧了劳动力市场的竞争，导致相关行业平均工资下降。
• 移民、黑人工资收入、黑人就业率以及黑人的监禁率有着很强的相关性，即，拥有特定技能的移民每增长10%，相应技能水平的黑人工资就会减少4%，黑人男子的就业率会降低3.5%，同时黑人监禁率会增加近1%。事实上，这些年来非洲裔美国人一直认为拉美裔移民挤压了自己的生存空间，双方冲突时有发生。
• 当然，大多数拉美裔美国人和非洲裔美国人始终还是支持民主党的。但是，这与非法移民议题并没有太大关系，而是因为民主党的经济主张更加符合他们的根本利益
• “提升最低工资标准”一直是民主党的核心政策诉求
• 相比其他群体，收入较低的拉美裔美国人和非洲裔美国人更需要食品券、医保、教育、救济等国家提供的基本福利。共和党一贯反对高福利，特朗普也一直宣称要废除“奥巴马医保”

 五 小结

• 族群立场的成因与情感性的种族因素关系并不大，而主要是现实的利益冲突
• 过去被视作非法移民入籍核心支持力量的拉美裔和主要反对者的非洲裔事实上并未积极参与到这场特朗普发动的“建墙”战争中。现在，在非法移民议题上，主要是白人不同群体之间的内斗（基于安全利益的中南部白人vs精英阶层和基于意识形态的东西海岸白人），一部分亚裔新移民则从自身利益出发积极参与其中
• 本来，经过美国学界数十年扎实的实证研究，“非法移民不会对制造业蓝领的就业和工资造成显著影响”“非法移民会对低端服务业的就业市场造成一定冲击”等结论早已成为美国学界、政界（共和党、民主党两党）和媒体都认同的社会共识。然而，自2016年以来，许多美国媒体却一直在反复渲染“懦弱的白人蓝领害怕被非法移民抢走工作”这一明显不符合事实的论调（白人蓝领怕的是被全球化抢走工作）。一方面，这掩盖了非法移民问题的真正症结（安全、福利、选票、“平权行动”等），无助于解决问题；另一方面，这在事实上反倒制造了非法移民与（本来与其冲突不大的）白人蓝领的新矛盾，进一步增加了解决非法移民问题的政治阻力

 第四章 从“和稀泥”到“旗帜鲜明”：美国政治营销模式变迁

• 虽然新媒体在美国政治中有了越来越广泛的运用，但是与此同时，面对面的零售政治也在美国强势回归

 一 政治风格：个人特质与外在环境的共同产物

• 还应值得注意的是，“口无遮拦”/“旗帜鲜明”的政治风格恰好也是欧美各国众多“新右翼”政治家的共同特征

 二 反非法移民：特朗普vs克鲁兹

• “反非法移民”是特朗普参加三次总统大选的核心政治主张。
• 在威斯康星州初选之后，他再没有取得过任何一个州的共和党初选胜利。一个有趣的现象是，在威斯康星州之前的共和党初选中，特朗普的得票率往往低于他的选前民调，克鲁兹的得票率则普遍高于他的选前民调；在威斯康星州之后的初选中，特朗普的得票率却都大幅高于他的选前民调，克鲁兹的得票率则普遍低于他的选前民调，在印第安纳州的得票率甚至比其选前民调低了近20%，并最终在此地宣布退选。
• 为了眼前利益，克鲁兹变换政治立场，却将本该属于自己的领地和选民拱手相让。相比之下，虽然特朗普存在诸多不足，但是在整个竞选过程中，无论面对怎样的攻击和挑战，他的核心主张始终没有改变过；执政后，特朗普更是“言出必行”，步步为营地兑现着他的竞选纲领。

 三 “Love Trumps Hate”：特朗普vs希拉里

• 长期以来，尽量模糊表达自身政治立场（以便留下多种解释空间）是美国政客的常见选择。模糊表达政治立场的好处在于，政客可以尽可能地避免得罪任何社会群体，防止损失潜在的选票。然而，“含糊不清”的政治风格也难以吸引坚定的支持者，甚至使自己的竞选乃至其他政治行动迷失方向。
• 他在竞选活动中放在首位的始终是宣扬自己的竞选口号“Make American Great Again”（“让美国再次伟大”）和实现这一目标的具体政治主张“反非法移民”“把工作带回美国”等。然而，希拉里的竞选活动却是一直在跟着特朗普走，从未提出过真正属于自己的竞选口号和明确的政治主张
• “含糊不清”“摇摆不定”的政治风格让希拉里没有明确的政治主张去凝聚坚定的支持者，这是她最终败选的重要原因
• 想要成为领袖，就必须提出自己的政治主张，指出国家前进方向，才能真正号召、聚集乃至动员支持者。

 四 变革时代需要“旗帜鲜明”的政治风格

• 变革时代需要“旗帜鲜明”的政治风格
• 社会结构和政治环境的变迁决定了当今时代需要新的政治风格
• 20世纪60年代以来，阶层分化不明显、群体利益诉求差别不大的橄榄形社会决定了西方政治长期处于“选谁都差不多”的时代。在这样的大背景下，“旗帜鲜明”的政治风格很难为政治人物招揽足够多的支持者。由于社会不同群体的利益诉求差别不大，某个候选人清晰表述政治主张未必能让自己比其他候选人对某些选民群体更有吸引力，却很可能因此得罪另一些选民群体。对政客来说，更好的选择是尽量模糊地表述政治立场
• “选谁都差不多”的时代，广大选民选择候选人的依据往往不是其政策主张，而是语言表达、临场表现以及个人形象好坏。
• 在“路线之争”的变革时代，西方社会不同选民群体和利益集团已经发生显著分化，相互间存在着尖锐的现实利益分歧和意识形态冲突。
• 现在，不论是特朗普还是2020年大选民主党众多竞争者都习惯于列举事实和数据（虽然大多会根据自己的需要进行修剪）、提出政治主张和治理对策的演讲框架。

 五 “想当总统首先要身体好”：零售政治在美国的复兴

• 随着特朗普的横空出世，推特(Twitter)、脸书等新媒体日渐走上美国政治的中央舞台。很大程度上是依靠频繁使用新媒体和数千万网络粉丝的积极呼应，特朗普在2016年大选中逆转了竞选经费不足、遭遇传统媒体刻意压制等劣势，为最终胜选奠定了基础
• 成为总统后，在会见外国元首、和民主党政客及共和党同僚斗争、四处打贸易战、狂发推特的同时，特朗普依然保持着每周至少出席一场公众集会的频率。
• 在2021年1月卸任总统后，特朗普就被推特、脸书等社交媒体以“煽动暴力”为由“封号”，自此失去了最主要的新媒体渠道。但是，此后两年里，特朗普的政治影响力丝毫未减，在共和党的领袖地位更加稳固（这在卸任总统中是极其罕见的）。而他保持影响力的一个重要途径就是举办持续不断的现场集会。2022年马斯克收购推特后，立即解封了特朗普的账号。特朗普对此表达了赞赏，但并未回归推特。
• 在新媒体政治到来的同时，面对面的零售政治也正在回归
• 按照一般的划分标准，美国选举政治的营销方式至今经历了三个阶段。
• 第一阶段，二战前的零售政治时代。由于技术条件、文化水平（例如识字率）和美国地广人稀国情限制，报纸、杂志等公共传媒在广大普通选民中影响力有限。因此，政客想要获得选票支持，必须主动出击，频繁集会，与选民见面，甚至挨家挨户地敲门拜票。当然，在全国性选举中，由于美国地域辽阔和交通条件限制，总统候选人不可能在全国各地召开竞选集会，这就需要政党的基层组织充分发挥作用，通过各种地推方式动员选民为本党候选人投票。
• 第二阶段，二战后的大众传媒时代。随着电视逐渐普及、大众传媒日益繁荣，候选人在荧幕上就可以同时面对成千上万的选民。这给选举政治带来了两个新的变化。第一，资本的影响力不断增强。对候选人来说，只有拥有充足的竞选资金才能购买足够多的电视时段和报纸版面。这使得，在很长一段时间里，拥有更多资金的候选人往往就是最终的胜选者。第二，对候选人的口才、仪表、整体形象提出了很高要求。在1960年美国大选中，理查德·尼克松(Richard Nixon)在很大程度上就是因此输给了约翰·肯尼迪(John Kennedy)。与此同时，过去那些面对面的地推方式就显得过时了、没有必要了，政党的基层组织也因此出现萎缩。
• 第三阶段，21世纪第二个十年以后。这一时期，新媒体技术日渐成熟并广泛普及，社交网络成为人们日常生活的一部分。对选举政治来说，传统媒体不再具有垄断传播渠道的优势，资本对选举的掌控力也确实因此有所减弱
• 面对面的零售政治之所以回归，关键在于它发挥了以下四个作用： 其一，详细阐述政治主张。
• 相较于传统媒体，推特等新媒体对文字篇幅的限制更难让候选人系统阐述其政治主张。当然，候选人可以在竞选网站上列出详细的施政计划，然而，就算是铁杆支持者也未必有兴趣逐行看完。相反，竞选集会时候选人可以在演讲中系统阐述自己的政治主张，并且可以根据竞选集会所在地的具体情况作出有针对性的选举动员
• 其二，回应选民的被遗忘感，赢得选民的信任。
• 特朗普在2016年大选中虽然没有像桑德斯那样深耕深蓝州，但是他在传统红州和摇摆州的频繁集会也培养出大批积极支持者，引发了共和党基层组织的大换血
• 2016年11月9日，也就是希拉里大选失利的第二天，奥巴马接受美国《滚石》(Rolling Stone)杂志专访时郑重指出：没有脚踏实地、与选民接触过少是希拉里失败的根本原因，民主党要想重新崛起，就必须重新深入选民之中，重建基层组织体系
• 本书并不想用零售政治来否定新媒体的作用。两者同时存在，相互补充，相互促进，构成了当下美国政治的双重特点。
• 可以说，当今美国政坛正在从看脸时代向拼身体时代转变。当今美国许多政坛红人都是曾经的运动健将。
• 身体素质的好坏恐怕会长期成为左右美国政客能否在政坛出头的重要因素。

 第五章 “新右翼”执政方略（一）：特朗普“减税”计划

• 不过，美国政治不只有选举。选举的作用在于，为不同政客/政治家及其身后的利益集团和社会群体提供了获取实现自身目标所必需的政治权力的路径和方式。
• 经济政策的成败决定着特朗普新政的成败
• 特朗普政府对内经济政策的政治学框架主要包括两个要素： 其一，社会基础。在美国政治中，总统、国会和政党推动某项公共政策出台的关键动因是回应相应利益集团或社会群体的实际诉求。
• 虽然特朗普政府的经济政策可能有益于“新右翼”，但是也可能给其他利益集团或社会群体带来负面影响。显而易见，特朗普诸多政治主张以及执政期间的多项经济政策都在美国国内招致了大量强烈反对
• 相较于选民一般只能在选举中提供支持，跨国公司等利益集团却能通过在媒体发声、游说政府等多种方式在非选举期间更多地对政策施加影响。
• 社会基础决定着执政者想做什么或者必须做什么，政治结构制约着美国政府能做什么

 二 为什么富人反对给富人“减税”？

• 通过“减税”刺激消费和投资，同时吸引资本回流，振兴制造业，从而实现“把工作带回美国”的目标，是特朗普经济计划最关键的环节，也是他最具争议、实施难度最大的经济主张。
• 从特朗普2016年参选到2017年“减税”法案正式通过再到拜登上台执政，特朗普的“减税”计划一直遭受着大多数跨国公司和大富豪的强烈反对。
• 个人所得税是目前美国最大税种，2016年个人所得税占总税收比重高达40.20%
• 其二，企业所得税。企业所得税的改革力度更大，减免更多
• 即通过减税，一方面，降低个人负担，刺激个人消费，扩大内需市场；另一方面，降低企业负担，让在美国国内的企业能有更多资金用于投资，同时吸引在海外的美国企业和资本回流、外国企业和资本进入美国。
• 企业经营好了，有了更多投资，就会促进美国经济增长，并达到扩大就业的目的，同时职工工资水平也会随之上升。在这一过程中，虽然政府在最开始阶段减少了穷人在国民收入中的分配比例，并且主要削减了许多公共开销和主要用于穷人的福利支出以维持财政平衡，但是，等到蛋糕做大、经济增长之后，最终还是会让政府获得更多财政收入，让穷人在经济增长中收获更多好处
• 跨国公司和大富豪们真正反对的是“减税”计划的另一面：强化征税，打击避税
• 实际上，如果只有“减税”措施的吸引力，绝大多数跨国公司并不会回流美国，最近几年的事实毫无疑问证明了这一点，这既有产品制造的综合成本考虑，也是因为全球避税能让跨国公司享受远远低于21%的公司税率。
• 苹果国际销售公司本应按20%~30%的税率在美国境内和欧盟相关国家（苹果主要的销售市场）缴纳税款，但是它借助爱尔兰政府提供的法律通道，通过种种手段巧妙逃避了在美国和欧盟相关国家的纳税义务，现在2%~3%的税率的实质是苹果公司给爱尔兰政府协助它避税的“手续费”
• “减税”法案提供的21%企业所得税率对多数跨国公司并不具有足够的吸引力。对它们来说，如果放弃海外避税，那么特朗普“减税”法案的实质是大幅增税。
• 相比特朗普，拜登在税收领域提出了更有创造性的改革举措，即他和财政部长耶伦在2021年的G7会议上提出的全球最低税率（15%公司所得税）方案。若能实现，确实能较好解决美国社会目前突出的避税、遏制资本、财富不平等问题
• 中国并非百慕大群岛、所罗门群岛之类的“避税天堂”，而是实际投资生产所在地，因此15%的最低公司所得税率对中国的负面影响很有限

 三 “减税”计划背后的阶层冲突

• 实际上，在“减税”问题上，绝大多数美国人并没有做出有违自身利益的选择
• “民”并不是一个整体，同一个公共政策给不同社会群体带来的影响往往是不一样的。在特朗普政府的“减税”计划和拜登政府的“加税”计划中，都会有不同的利益集团或社会群体收获利益，成为“藏富于民”中的“民”，但是还有另外一些不同的利益集团或社会群体的利益会在“减税”或“加税”中受到损害
• 从2016年大选和2020年大选的民调结果来看，特朗普支持者的收入水平整体高于希拉里和拜登支持者的收入水平。
• 美国收入最低的社会群体的利益反倒会因为共和党“减税”计划而受到损害。“高税收，高福利”/“低税收，低福利”，两者总是相互伴生
• 在美国社会的经济分层中，最穷的群体并不是白人蓝领，而是未就业依靠福利生存的人和在低端服务业、建筑业、农业、清洁业等行业就业的非洲裔、拉美裔美国人以及非法移民
• 上述第一类和第二类社会群体虽然大体上都属于不占有生产资料的“无产阶级”，但是两者却存在尖锐矛盾，因为第二类群体的公共福利往往来自政府向第一类群体征收的所得税
• 政府在付钱给那些啥都不干的人！这些人在嘲笑我们的社会！我们这些努力工作的人反倒因为每天工作而受到嘲笑！
• 巴菲特一直支持“加税”计划，反复建议政府多从自己这样的大富豪身上征税以帮助穷人和支援国家建设，反对共和党的“减税”倡议，也因此被很多美国国内和国外的媒体视为“富人的道德表率”
• 从2008年到2016年，8年过去了，巴菲特缴纳的税款（比例）始终还是要远远少于他的秘书。为什么？不是奥巴马政府没有采取“增税”措施，也不是美国联邦、州和地方几级税务机构不想多收些税，而是因为巴菲特避税避得太好了。正如共和党“茶党”议员曾经愤怒回应巴菲特的，“你要是觉得税率低了，少搞点避税手段，就可以多缴税了”。换言之，奥巴马的“增税”计划只能提高个人所得税的名义税率，富人的实际纳税率和纳税金额依然很低。
• 最终这份曝光的税单显示，特朗普在2005年的纳税比例达到了25.3%。这一数据令美国主流媒体异常失望，纷纷谴责曝光者约翰斯顿和微软全国广播公司立场有问题，是特朗普的卧底
• 纳税比例超过20%的情况在美国大富豪中极其罕见（虽然这一税率依然显著低于美国收入较高的中产阶层的实际税率）
• 事实上，在政治中能做到“屁股决定脑袋”是非常难的。某种程度来说，之所以美国的民主政治确有其成功之处，就在于大多数人（不论贫富、不论知识水平）都能做到“屁股决定脑袋”，知道自己的利益所在，按自己的利益选择立场、谋划行动，美国政治诸多运作由此展开。相比之下，一些国家的民众却未必能做到“屁股决定脑袋”，反而可能“被人卖了还帮着数钱”。

 四 一个失败的“减税”先例：“茶党”的堪萨斯实验

• 2016年大选投票的前一周，包括多名诺贝尔经济学奖得主在内的数百名美国著名经济学家就史无前例地以联名信形式反对以“减税”和贸易战为主要内容的特朗普经济学，直斥特朗普“不懂经济，若是当选并胡干，必然会给美国经济造成毁灭性打击”，呼吁美国广大选民不要把选票投给特朗普
• 虽然经济学家们的上述言论受到了政治立场驱动，但是他们的许多分析是有道理的，确实点出了涓滴经济学的实际缺陷。
• 涓滴经济学认为，政府对富裕阶层提供经济优待政策，将会改善国家整体的经济状况，富裕阶层创造的经济增长最终也会使贫困阶层受益。然而，5年堪萨斯实验的结果却是，“减税”并未带来涓滴效应或者说溢出效应。
• 一方面，美国境内再“减税”，所能提供的优惠税率也远远比不上世界各地的“避税天堂”
• 2012年“减税”政策实施以来堪萨斯州的实际情况是，堪萨斯州最富有的1%人群实际缴纳的州个人所得税税率只有3.6%，中产阶层实际缴纳的州个人所得税税率是9.5%，而收入最低的20%人群实际缴纳的州个人所得税税率高达11.1%
• 相比穷人和中产阶层，富裕阶层请得起会计师和律师，又有丰富的避税手段（投资、收藏、慈善捐赠、海外避税等）可以使用，那就可以充分利用过去已有的和“减税”政策新提供的优惠条款与政策漏洞，最大限度地少缴税。
• “减税”政策造成堪萨斯州财政收入大幅下降，进而也就使得政府必须大规模削减公共支出以确保收支平衡，这反过来又影响了堪萨斯州的经济复苏
• 堪萨斯州在公共教育和基础设施建设上的投入大幅减少，既不利于为企业提供良好的经营条件，也不利于提升劳动者的人力资本，增强他们在就业市场上的竞争力

 五 特朗普“减税”计划的配套举措

• 2017年7月《华尔街日报》披露，美国联邦税务局堵上了一个令华尔街最富有的投资者长期受益的、关于资本利得税的税收漏洞，预计从2018年开始，多位基金所有人和基金经理因此将补缴高额税款，税款总额可能高达250亿~1000亿美元
• 面向海外，特朗普政府尝试采用各种手段以迫使跨国公司将为了避税留置在海外的巨额利润汇回美国国内并缴纳税款。当然，美国政府也做出了妥协，主动向跨国公司提供了优惠方案
• 在“减税”这一不太具有实际吸引力的经济诱惑之外，特朗普政府还针对大企业准备了诸多带有强制性的政治手段，即通过提高关税（与主要贸易伙伴开打贸易战）、行政限制等多种手段对那些把生产车间（工作岗位）迁到国外的美国企业和主要在美国销售产品却不在美国设立工厂的外国企业施加惩罚，让它们的全球化举措无利可图。
• 从实际效果看，每当特朗普发出“推文”抨击某个跨国企业时，该企业股价就会立刻发生断崖式下跌，然后这个企业的管理层往往就会被迫向特朗普服软示好。
• 这些跨国公司虽然表态（公布在美投资建厂计划）坚决，但是它们大多都擅长“说一套，做一套”，投资实际落地相当地拖沓，
• 特朗普的这些做法至少对当时美国制造业工作岗位外流起到了一定遏制作用。更重要的是对普通民众的短期心理作用，
• 其一，通过前述的驱使跨国公司向美国汇回利润和强化征税等举措，扩大征税税基，确保政府财政收入不会因为“减税”大幅下降。其二，改变政府支出“蛋糕”的分配比例，大幅削减美国政府在福利支出、全民医保、环境保护、国际援助等方面的预算，乃至不交或少交联合国和其他国际组织会费，将更多的资金用于基础设施建设计划。其三，运用政治手段，“吸引”乃至强迫外国政府直接或通过外国企业间接在美国投资。
• “减税”计划能否成功主要并不在于其经济设计，而是取决于为“减税”计划准备的配套政治手段能在多大程度上付诸实践以及发挥多大效用。

 一 能源与气候政策

• 与效果一般的“减税”计划相比，以大力开发石油、天然气乃至煤炭等传统化石能源为核心的能源政策确实一度取得了较为可观的成绩，并且大大巩固了其选民基础
• 相比振兴制造业，美国发展石油、天然气、煤炭等传统能源产业不存在经济上的障碍，反而有着明显优势。具体来说，其一，美国地大物博，石油、天然气、煤炭等资源丰富，近年取得重大进展的页岩油、页岩气技术更是独步全球，只要美国想发展传统能源产业，就一定能取得成功；其二，传统能源产业可以创造大量就业岗位，较好地兑现“把工作带回美国”承诺，巩固白人蓝领的支持。
• 2014年，美国页岩油气技术刚刚成熟，正要扩张产能、大展宏图之际，就碰上油价断崖式下跌。此时沙特等国底子尚厚，为了将美国页岩油气生产商挤出市场，它们不仅在“欧佩克”框架内拒绝采取减产措施，还不惜逆势增产，大打价格战。
• 更大的障碍则来自政治，核心就是奥巴马执政八年中大力倡导的气候政治。
• 通过限定碳排放总量、制定“减排”目标和建立碳排放交易市场等方式，发达国家既可以限制发展中国家工业化水平，让发展中国家始终无法跻身发达国家行列，又可以凭空制造出一个市场前景广阔、自身“储量”巨大的资源市场（碳排放额度），通过主导国际规则制定，巩固自身的长期优势经济地位。
• 气候政治虽然有助于增强美国外交的软实力甚至为美国谋取巨大经济利益，但是，气候政治也引起了美国国内不同利益集团和社会群体间的严重对立
• 气候政治虽然在整体上有助于巩固美国的领导地位和经济优势，但是它为美国创造的收益在美国国内并不是被各个利益集团和社会群体均衡分配
• 气候政治要求的强力限制传统能源开发、较高的环保成本也会给美国中西部各州带来很多限制，极大损害传统能源行业集团的利益，并会造成不少蓝领工人失业。
• 在气候议题上，美国国内不同利益集团长期尖锐对立、斗争激烈，美国政坛分成了泾渭分明的气候变化支持派和怀疑派
• 长期受中西部诸州石油集团支持的共和党就一直对“气候变暖”持怀疑态度
• 相反，以东西海岸各州为根据地的民主党一直支持积极的气候政策
• 在奥巴马执政期间，西弗吉尼亚州超过一半以上的煤矿被关闭（煤炭是西弗吉尼亚州头号支柱产业），大量煤矿工人失业，公共财政入不敷出，全州经济陷入萧条之中。随之而来的政治影响是，在2016年大选中，西弗吉尼亚州超过三分之一的民主党人改换门庭，加入共和党。
• 特朗普上任后逐一破除了传统能源产业复兴所遭遇的政治障碍
• 与两位布什总统高度依赖石油利益集团支持（布什家族自身也经营着油气业务）不同，特朗普与石油利益集团没有密切联系，他的胜选在更大程度上得益于“新右翼”运动为他带来的大量“锈带”地区蓝领工人的支持。
• 除了同样支持油气产业发展之外，特朗普还更加重视发展碳排放更高、污染更重、开采作业对环境破坏更大的煤炭产业。这是因为，煤炭业能创造出更多工作机会，特别是美国煤炭资源大多埋藏在“锈带”地区（而油气资源主要在得克萨斯等中西部诸州）。在2017年3月签署要求修改或废除《清洁电力计划》的行政令时，特朗普就特意邀请煤炭工人亲临现场。也就是说，特朗普能源政策的首要目标不是回馈石油利益集团，而是兑现“把工作带回美国”承诺，巩固蓝领基本盘。
• 特朗普的能源政策不仅在经济上颇见成效，在政治上更是非常成功。煤炭、油气行业的就业岗位快速增加。即使在2020年大选失利后，特朗普依然在能源产业特别是煤炭带各州工人中享有极高威望。
• 可以说，曼钦的反水是拜登执政四年没有兑现很多承诺的关键要素之一
• 在美国政治中，民主党往往是东西海岸表面彬彬有礼、内心精于算计的精英形象，他们更希望用软实力来间接谋取全球利益。
• 常常以西部牛仔、南方“红脖子”形象出现的共和党则不喜欢巧妙但不直接、不能随心所欲的软实力，而是更青睐简单直接的硬实力。
• 气候政治的软实力和军事力量的硬实力本身就存在一定的此消彼长关系：其一，《气候行动计划》和《巴黎协定》本身就对美国军事力量发展构成重大限制，因为国防部一直是美国最大的单一碳排放实体；其二，从历年美国政府预算编制看，国防部和环保署常常存在竞争关系。奥巴马任期内大幅增加环保预算，控制美军军费增长；特朗普则反其道而行之，增加巨额军事预算，同时极力压缩环保开支。
• 一方面，通过退出《巴黎协定》、破坏环保监管体制，特朗普希望大力刺激传统能源行业发展，创造更多就业机会，回馈支持者；另一方面，美国国内经济政策变化在国际上造成的外交软实力损失则用增强美军的硬实力来弥补。

 二 产业政策：以威斯康星州富士康项目为例

• 沃克却在2018年州长选举中以48.4%比49.6%输给了民主党人托尼·埃弗斯(Tony Evers)，曾经的共和党新星或已陨落。 沃克连任失利之所以影响重大，原因在于，为了兑现“把工作带回美国”承诺，特朗普在沃克身上投下重注，威斯康星州是“新右翼”产业政策最大的也是最重要的试验田。沃克败选直接导致这一产业政策实践难以为继，对制造业回流计划、2020年大选都造成了重大影响。
• 富士康之所以愿意投资，关键在于州政府提供了巨额财政补贴
• 当时沃克和特朗普的反对者们就指出，一旦协议履行，威斯康星州将为每个直接岗位花费23万美元。
• 30亿美元无疑是威斯康星历史上规模最大的补贴，也是美国政府向外国公司提供的最大财政资助
• 就经济效益而言，民主党的批评很到位：富士康项目不可能让威斯康星州获益，项目实质是州政府出钱雇工人去给富士康免费打工。
• 但是，就政治和社会效益而言，特朗普和沃克下重注于威斯康星州富士康项目依然是划算的。简单来说，政府让工人干了活后再发钱，总比政府直接发钱给一些无业游民（不需要干活）然后有可能钱被拿去买毒品强
• 与威斯康星财政补贴不断攀升形成鲜明对照的是，富士康方面却是工期拖沓、屡次改口，并未及时兑现投资承诺
• 州政府提供巨额补贴是以大范围削减居民福利和公共开支为代价的。这本就足以引起选民不满，只是最开始时大家都还相信富士康项目会创造可观的经济价值。项目进展缓慢，工作岗位和经济效益不见踪影，特朗普和沃克的蓝领拥趸也就开始动摇了
• 诸多环保组织也对富士康项目的巨大水资源消耗和污水排放不达标等问题提出尖锐质疑
• 威斯康星州富士康项目表明，同样做法在中低端电子制造业上并不成功。
• 中低端电子制造业在中国都越来越难以开出有吸引力的薪酬，又怎么负担得起美国高昂的用工成本？
• 2019年6月，特朗普公开抨击：“越南几乎是所有国家中，最恶劣的贸易施虐者。”
• 富士康是前州长沃克的招商引资项目，是特朗普的产业政策旗帜，做好了，也只能成为沃克、特朗普和共和党的政绩，对埃弗斯和民主党并无任何益处，为此耗费的巨额财政资金（以及相应削减的福利）却会严重损害民主党选民利益。
• 2022年5月《华尔街日报》披露，富士康项目已经泡汤，当地官员希望通过改善基础设施吸引其他制造商
• 他们希望富士康继续为其已放弃的宏大计划支付基建和土地费用。从下一个纳税年度开始，富士康支付的费用将增加一倍以上，达到每年3600万美元左右，且在未来20多年都将保持这一水平，直到基建产生的债务付清。

 三 贸易政策

• 虽然特朗普在2020年大选中失利，但拜登政府也只是放松了一些制裁，主体上依然延续着贸易保护主义路线
• 总的来说，特朗普短暂的4年任期在贸易领域产生了深远影响，已将美国从自由贸易旗手变成反自由贸易堡垒
• 就政策而言，自特朗普崛起直至拜登执政，美国政府的贸易政策一直有两个核心主题：一是《跨太平洋伙伴关系协定》(TPP)，二是贸易战。TPP意味着开放的自由贸易，贸易战则是粗暴的关税壁垒。从退出TPP到开打贸易战，构成了特朗普反全球化、反自由贸易的基本逻辑链条
• 退出TPP、限制自由贸易一直是特朗普的核心主张，是“新右翼”的根本诉求。
• 按2015年在奥巴马主持下达成的TPP协议，12个成员国间将在绝大多数商品和服务贸易上实行“零关税”。这样一来，与享受“零关税”待遇的日本、墨西哥、越南等TPP成员国相比，中国商品将会处于竞争劣势。奥巴马政府正是希望以此遏制中国发展的强劲势头，拜登政府“印太经济框架”也有意通过差别化关税等手段推动产业链从中国向越南等国转移
• 虽然可能遏制中国制造业，但TPP是一把双刃剑，同样会给美国带来相当大的负面影响
• 奥巴马政府当时的战略考虑是，美国金融业（以及农业）仍然具有全球竞争优势，TPP将让美国金融资本和廉价农产品如虎添翼，美国在制造业上失去的，将在金融业和农业等领域拿回来。然而，整体上看不吃亏的事对美国国内不同利益集团的影响却大不一样。金融资本、跨国公司和顶尖富豪将赚得盆满钵满，但是工业资本、中小企业和蓝领阶层会遭受毁灭性打击
• 不论是退出还是重返TPP，美国政府的政策走向并不取决于特朗普或拜登的一念之差，而在于其国内政治格局。因此，判断美国政府是否会重返TPP或者赋予“印太经济框架”类似于TPP的内涵，关键在于考察当下美国国内是否有足够政治力量支持TPP
• 从富兰克林·罗斯福以来，工会和蓝领一直是民主党的重要支持者和选票来源，而TPP严重危害他们的利益。因此，民主党主流势力始终是TPP反对者。
• 特朗普2020年选举失利则主要是由于拜登以极其微弱的优势赢回了威斯康星、密歇根、宾夕法尼亚等三个“锈带”州
• 现在“锈带”蓝领的选票在美国选举政治中至关重要。两党大多数政客为了选票都不敢推动重返TPP等举措。
• 世界各国出台了众多针对美国农产品的贸易壁垒，TPP协议则会让其他11个成员国取消大多数农业贸易壁垒，这也是当时中南部各州共和党议员支持奥巴马推动TPP的重要原因。显然，退出TPP损害了美国农场主利益，不过特朗普回应了他们更重要的反非法移民诉求
• TPP也有强大的支持者，即金融资本、跨国公司和顶尖富豪。退出TPP不仅让他们多年努力付诸东流，越来越多的贸易壁垒还可能损害他们的长期利益。
• 特朗普的一些举措也让支持TPP的利益集团出现分化，一部分跨国的金融资本正在变成在地的工业资本。
• 当前国内贸易战研究大多立足于中美关系视角，将贸易战理解为美国遏制中国发展的手段。然而，这一判断不能解释以下两点：其一，特朗普不只和中国打贸易战，而是和几乎所有贸易伙伴都在打贸易战；其二，如果只是为了遏制中国，TPP比贸易战更有用，并且在道义上无可指责
• 贸易战首先不是美国与他国的冲突，而是美国的内斗。制造业蓝领、在美国的中小企业为内斗一方，跨国资本和大企业为内斗的另一方。
• 20世纪80年代，美国推行新自由主义“改革”。在新自由主义看来，逐利是企业的唯一目标，为了获得更高利润，企业可以把工厂搬至世界任何地方。
• 在蓝领阶层看来，企业不能只是逐利，企业更是社区的企业、国家的企业，享受了收益的企业必须承担对社区和国家的相应责任。
• 特朗普在演讲中反复宣示：如果企业一直享受美国的国力保护和广阔市场，却为了利润将工厂搬到国外，导致工人丧失工作、国家失去税收，那么就必须受到惩罚。
• 由于美国人力等成本较高，跨国公司在墨西哥设厂可以赚到更多利润，那么，美国将通过关税让那些在美国销售产品但不在美国建厂的企业无利可图，进而迫使它们搬回美国。
• 美国必须和大多数贸易伙伴同时开打，否则跨国公司可以通过把设在中国的工厂搬到越南以规避关税威胁（这恰恰是奥巴马的TPP想实现的目标），特朗普也就无法“把工作带回美国”
• 2020年，桑德斯虽然再次输掉了民主党初选，但他在美国政坛依然保持着强大影响力，他的反对是拜登政府迟迟没有改变特朗普时期贸易政策的重要原因之一。
• 贸易战的受损者主要有四类。其一，跨国公司。许多研究指出，中美贸易逆差很大一部分是美国企业在华工厂创造的，因此美国政府发动贸易战首先“误伤”了美国企业。但其实这并非误伤，而是精准打击，惩罚那些把工作岗位移出美国的跨国公司本就是特朗普的承诺
• 其二，科技企业。科技企业也是跨国公司，特殊处在于其主要高端工厂仍在美国国内，是美国重要出口项目。美国政府禁止华为等中国企业在美销售严重损害了这些企业的利益
• 其三，底层民众。他们高度依赖中国制造的廉价商品，贸易战带来的生活成本上升对收入微薄的他们影响很大。但他们大多是民主党选民，不管怎样都极少会给特朗普投票，也就难以影响特朗普的行为
• 其四，农业人口。他们是传统共和党选民，为了支持特朗普，他们损失甚多（从退出对美国农产品大为有利的TPP到如今贸易战导致的农产品全面滞销）。
• 受益者则有两类。其一，仍在美国的制造业企业特别是中小企业，贸易战缩小了它们在市场竞争中的成本劣势。其二，“锈带”和南部新兴工业带的蓝领阶层。虽然贸易战并未创造出更多工作岗位，但确实在一定程度上延缓了工厂关门和工作流失的速度。与实际成效相比，更重要的恐怕是心理作用，特朗普的一系列举动让“锈带”蓝领相信“选对了人”。因而，他们在特朗普下台后依然奉献着自己的忠诚，全力支持特朗普在2024年卷土重来。

 四 医保改革

• 医保改革或者说建立全民医保体系是美国国家治理的大难题
• 老年人、身体欠佳者、有慢性疾病的人需要更多医疗服务，他们有购买医保的动力，但身体健康的中青年不需要太多医疗服务，因此购买医保在经济上很可能是不划算的，所以，他们中不少人虽然经济上可以负担，但常常不愿意购买政府提供的医保，最多只购买少量商业医疗保险
• 向医疗设备、制药、保险等公司征收额外的医保税。
• 全民医保”巨额预算的真正来源是广大中产阶层
• 众多避税手段护驾的索罗斯等大富豪恰恰不会反对“奥巴马医保”，他们甚至还经常批评奥巴马没有向他们征收更多医保税
• 羊毛出在羊身上，向医疗企业加征的税款又被更多地转嫁给民众。例如，2011年以来药品价格涨幅远远大于向制药公司加征的医保税，制药公司实际上还通过“奥巴马医保”谋取到了更多超额利润。对保险公司来说，它们增加的开支也能通过不断上调保费消化
• “奥巴马医保”不仅加重了中产阶层的个人负担，强制公司为雇员购买医保也加重了中小企业负担，让它们更无力与那些在美国雇用员工数量很少的跨国公司竞争。
• “奥巴马医保”的症结在于，其设计基本就是挑起普通民众内斗，并没有让真正的富豪阶层和大公司付出什么，甚至还在其中获益颇丰
• “奥巴马医保”实施后，由于有了医保兜底，美国药品价格更是呈现加速上涨态势（具体数据详见第八章）。由于没有打击（制药业）资本的配套举措，全民医保很容易成为利益集团争夺的“唐僧肉”
• “奥巴马医保”规定，保险公司不得拒绝身患重症的投保人申请，也不能大幅提高保费。这样一来，这类重症患者显然会大幅增加保险公司支出。为了平衡报表，保险公司就只能无差别地提升所有投保者（包括健康的和不健康的）的保费
• 但对政治家来说，很多时候就只能考虑数字，然后自己去替全社会背负道德枷锁，甚至还要在事后直接面对享受了好处但不愿意背负道德罪恶感的民众的现实审判。
• 上述问题造成了巨额财政赤字和民众的沉重个人负担。奥巴马执政8年期间，美国政府债务从不到9万亿美元上升到近20万亿美元，完全违背了他削减债务和财政赤字的承诺
• 在没有打大型战争的前提下，奥巴马政府的债务比小布什政府飙升得还要快，“奥巴马医保”是关键原因。
• “奥巴马医保”负面问题不断，从2010年中期选举开始给民主党造成的负面影响就要大于正面收益。如果从选举政治角度看，倒不如稍微配合一下（比如有一两个参议员背一下“与特朗普合作”的骂名投票支持，保证参议院过半数通过），让《美国医保法》压线通过
• 一方面，特朗普医保改革实际上秉承的是民主党“全民医保”理念，新法案一出台就意味着全民医保的民主党理念成了美国社会新共识（这是“茶党”坚决反对的），也有助于激发共和党内斗；另一方面，把医保的政策负担转给特朗普，以后出现运行问题就是共和党的责任了。
• 问题是民主党意识形态化越来越严重，谁要是反对特朗普的态度不那么积极，谁就有可能成为党内“叛徒”，这就杜绝了和特朗普合作的一切可能性。

 第七章 从“驯服特朗普”到“被特朗普驯服”：共和党的党内斗争

• 共和党、民主党两党本身也并非铁板一块，而是复杂的意识形态和现实利益集合体
• 政治斗争可以分为政治纲领之争（以什么样的方案夺取政权、治理国家）和具体权力斗争两个层面

 一 从2016年大选至今共和党党内斗争的四个阶段

• 特朗普不但没有被“驯服”，反而共和党正在“被特朗普驯服”，走向“特朗普化”。
• 自2020年大选舞弊话题发酵以来，除了犹他州联邦参议员米特·罗姆尼等个别人外，绝大多数共和党政客经历短暂犹豫后均主动与特朗普牢牢绑定
• 真的敢于挑战特朗普权威的共和党人则会付出惨痛代价。

 二 失败的“驯服特朗普”

• 昨日拔刀相见，今日把酒言欢，明日再背后一刀，是美国政治斗争的常态。在政治斗争中，“没有绝对的朋友，只有绝对的利益”。
• 希拉里在辩论中追问“特朗普质疑奥巴马出生地”问题，其实第一个质疑奥巴马出生地不在美国国内的恰恰是2008年希拉里的竞选团队。然而，这毫不妨碍希拉里和奥巴马在2016年7月的民主党全国代表大会上深情相拥，感动无数观众
• 奥巴马表示，希拉里是美国有史以来最合适的总统人选，比他、比比尔（克林顿）都将出色得多。然而，此前奥巴马对希拉里最著名的评价是：“几十年来，希拉里好话说尽，啥事不干。”
• 斗争、妥协、结盟都是美国政坛常态，不值得大惊小怪，真正值得探讨的是这些政治斗争背后的东西。
• 利益之争可以经常妥协，信仰之争却极少有迅速媾和的。
• 所谓自由派，很大程度上就意味着不太注重意识形态、价值观问题可以商量和妥协
• 共和党内真正强调意识形态、严格捍卫保守主义价值观的是“茶党”（经济政策方面）和福音派基督徒（社会政策方面）
• 政治斗争当然要靠实力。就美国政坛来说，政客/政治家最核心的实力就是精英派系和民意选票两个方面
• 如果特朗普有较大希望成为下届总统或是在总统任上一直有比较稳定的民意支持，大多数政客当然会主动投靠，搭上特朗普的顺风车，生怕掉队。反之，他们会毫不犹豫地反戈一击

 三 共和党的“特朗普化”

• 2016年11月底，麦凯恩、格雷厄姆和保罗·瑞恩等人就公开表示大选可能存在“计票问题”，支持在特朗普均以微弱优势获胜的威斯康星、密歇根和宾夕法尼亚三州重新计票。更有意思的是，2016年12月开始，作为大选获胜方的共和党参议员们居然掀起声势浩大的“俄罗斯干涉美国大选”（“通俄门”）调查。并且，2017年5月，由特朗普提名的共和党人杰夫·塞申斯(Jeff Sessions)担任部长的美国司法部正式任命联邦调查局前局长、民主党人罗伯特·穆勒(Robert Mueller)担任调查“通俄门”事件的特别检察官，竭力降低特朗普这位共和党籍总统的当选合法性。
• 他与过往绝大多数美国总统在竞选前就已经积累雄厚政治资本甚至出身于延续上百年的政治家族不同，他在共和党内缺少政治根基和人事班底
• 最终，2018年中期选举之后，大批特朗普支持者正式进入国会两院。随即，曾经让特朗普麻烦不断的“通俄门”调查迅速草草结尾
• 2018年中期选举结果意味着共和党不仅无力再“驯服特朗普”，反而正在“被特朗普驯服”。更确切地说，这一大局其实不是在2018年11月中期选举中确立的，而是在此前上半年的共和党初选中就已经确立了。在这次共和党初选中，特朗普支持谁，谁就赢得提名；反对谁，谁就输掉选举，没有任何明显反例出现
• 只要获得特朗普本人支持，“像特朗普一样”已经是连续四次(2018、2020、2022、2024)国会选举共和党初选的胜利门票
• 特朗普可以直接改变将近40%共和党基本盘选民的选择。 其次，特朗普批评者会遭遇特朗普及共和党选民的“惩罚”
• 2022年中期选举的共和党初选，实际上在更大程度上重演了2018年中期选举的旧戏，曾经投票支持“国会骚乱案”调查的共和党众议员纷纷被特朗普支持者抢走了国会席位。
• 选民和选票是选举政治的基础。在2016年大选后，“锈带”蓝领和中南部白人构成共和党新的选民基本盘。然而，共和党建制派已经无法回应“新右翼”运动塑造的共和党选民联盟的基本诉求了。
• 石油集团和军工集团曾经是共和党建制派的主要靠山。然而，对石油集团来说，敢于硬怼强大的环保主义、废除环保限制、不承认气候变化、主动打压清洁能源、鼓励石油天然气出口的特朗普显然比在清洁能源和化石能源问题上经常玩平衡、表态模棱两可的建制派更值得投资。同样，特朗普在任期间，大幅增加国防预算、与沙特等国签订数以千亿美元计的军购协议也让军工集团赚得盆满钵满
• 而对科技、金融业大公司来说，虽然特朗普严重损害了其利益，但是一贯的盟友民主党才是它们更好的选择。
• 相比美国媒体一致热捧的伊万卡，特朗普长子小唐纳德·特朗普其实更有希望继承其父的政治资产，在共和党选民中的声望远高于他那位政治态度相对温和（或者说不够坚定）的妹妹
• 共和党建制派溃败的根源在于，表面上以温和自居，实际上却没有明确的政治纲领，没有坚定的立场
• 与建制派不同的是，拥有明确立场和政治纲领的“茶党”共和党人并未在2016年以来的“特朗普化”大潮中失势，反而在很多领域影响着特朗普的政治主张。
• 总的来说，共和党内存在三股势力：建制派、特朗普及其支持者、“茶党”。
• 美国政府财政就是在共和党建制派的宠儿——小布什总统任上从略有盈余变成8万多亿美元的巨大债务规模，建制派在奥巴马时期同样少有作为
• 在2018年、2020年、2022年三次国会选举中，共和党建制派的溃败并未波及“茶党”，多次和特朗普作对的“茶党”团体——国会众议院“自由连线”党团似乎还有做大之势
• 虽然“茶党”给特朗普找了很多麻烦，并且在可以预计的将来还会继续找更多麻烦，但是特朗普仍然愿意与“茶党”结盟，因为“茶党”是特朗普不得不认真对待的对手和值得争取的盟友。
• 彭斯依然招致了特朗普的强烈抨击，他指责彭斯“不忠”，彭斯遂从一度是共和党和美国二号人物的顶峰跌入谷底，在共和党内彻底边缘化，从2021年1月到2022年6月的一年多时间中没有出现在公开的政治活动中，至今仍乏人问津。 即便如此，彭斯对特朗普的“忠心”却依旧不改，从未发表过任何对特朗普不利的言论。
• 2016年以来，特朗普始终纲领明确，行动坚决，虽然共和党内精英非议甚多，但是很快赢得了基层选民的普遍支持，他的主张已经成为全党共识（并且这一趋势并未被2020年大选失利打断）。

 第八章 民主党的路线之争

• 民主党激进派崛起与共和党“新右翼”运动诞生有着同样的政治经济背景，是美国社会结构变迁的共同产物，是一根藤上的两个瓜。区别在于，“激进左翼”和“新右翼”在面对同样的经济政治社会问题和民众诉求时就“美国向何处去”给出了不同的答案。

 一 民主党的传统派系格局及其政治主张

• 在激进派崛起前，民主党内部也存在自由派（温和派）和进步派的分歧。
• 民主党自由派以劳工政治为主要战场，强调保护制造业蓝领的权益，主要包括两个方面的举措。一是支持工会运动
• 各类工会组织过去一直是民主党最重要的选举支持者和资金来源
• 二是有限制的自由贸易和适当的关税，以保护美国制造业和蓝领工人利益。
• 民主党自由派也支持提升最低工资标准，但是诉求十分温和
• 2008年大选以来，随着奥巴马（民主党进步派）的崛起，“提升最低工资标准”成为民主党的主要经济主张
• 为什么民主党自由派并不看重提升最低工资标准、增加税收、全民医保等议题？根本原因在于，这些诉求对当时民主党自由派的选民基本盘——白人蓝领意义不大。
• 在社会议题上，数十年来，堕胎、控枪和同性恋等一直是民主、共和两党交锋的主要战场
• 虽然民主党自由派一直在控枪、同性恋和妇女拥有堕胎自主权等议题上持支持态度，但是并不寻求激进改变，而是在承认现状基础上，试图推动渐进式改良。
• 相比民主党自由派，在经济议题上，民主党进步派更加注重提升最低工资标准、扩大福利覆盖范围以及全民医保改革
• 与民主党进步派相比，民主党自由派则认为资本与劳工具有一定的共同利益，强调对两者矛盾的调和，支持工会、支持劳资谈判，但是并不主张从国家层面对资本施加限制乃至打击。
• 同样的议题（乃至同样的答案）对民主党自由派和进步派具有截然不同的意义，自由派是在“捍卫自由”，进步派是在“反抗压迫”。
• 自由派和进步派关注的议题大多是相同的，分歧主要是在改进方案的程度上而非方向上。因此，它们在政治行动上常常能互相让步从而达成共识
• 2016年以来，随着桑德斯和激进派的崛起，民主党上述格局正在被颠覆。

 二 桑德斯与激进派

• 虽然桑德斯常常以进步派自居，并且在身为联邦众议员时曾经是国会“进步党团”的共同创立者，但是，从当下民主党党内分歧来看，桑德斯已经不能再被视作进步派了。民主党进步派主流并不认可桑德斯。
• 一向亲近民主党（特别是进步派）的美国主流媒体更是将桑德斯单列为“社会主义者”、“极左派”、“空想家”。
• 通俗地说，桑德斯和奥巴马之间的距离要大于奥巴马和希拉里、拜登之间的距离。因此，桑德斯及其支持者应当被视为新的一派，即民主党激进派。
• 经济议题上，无论是民主党自由派还是民主党进步派，都不否定美国现行体制，其分歧主要是在修补的方向和程度上。与它们不同，民主党激进派在很大程度上否定美国现行体制，要求重塑美
• 激进派认为，政府的救济制度实际上并不是在帮助穷人，而是在补贴资本，政府救济使得资本可以以远低于生活成本的工资标准（例如7.25美元/小时）雇佣员工
• 个人所得税现在是美国政府财政收入的第一大来源。数十年来，企业所得税占美国财政收入的比重不断下降，个人所得税所占比重则不断上升。例如，1952年，企业所得税占联邦财政收入的32%，到2015年，这一比例下降了三分之二，变成了10.6%，国家财政收入越来越多是由工薪家庭承担，而不是由利润丰厚的大公司贡献。换言之，美国政府在用从中产阶层征收来的个人所得税补贴拥有巨额利润的大公司
• 在激进派看来，资本应当为劳动者支付足够的酬劳，而不是将其转嫁为国家（个人纳税者）的负担；对辛勤劳动的低收入劳动者来说，足够工资而非依靠救济才是有尊严的生活。
• 全民医保是奥巴马最大的政治遗产。桑德斯、希拉里也都支持全民医保。与奥巴马和希拉里的不同在于，桑德斯还要求打击制药业利益集团
• “奥巴马医保”的症结并不是“茶党”所指责的“全民医保不可行”。显而易见，全民医保在经济水平并不强于美国的欧洲多国已经平稳运行了数十年，并未造成类似美国的严重财政问题。其中关键差别在于，美国的药品和医疗服务价格远远高于其他西方国家。
• 桑德斯多次指出，美国处方药的价格高居世界首位
• 桑德斯也因此丧失了获得任何来自制药行业政治献金的可能，而制药业利益集团是美国政坛的第一大政治献金来源
• 2013年，医疗支出占到美国GDP的17.1%，比排在第二名的法国高出了50%，是英国的两倍
• 主张打击贪婪的资本是激进派与传统民主党的根本不同，也是桑德斯在2016年大选和2020年大选中连续遭受民主党和主流媒体刻意压制的主要原因。
• 传统民主党所谓的“向富人征税”其实主要针对的是不算很富裕、以劳动收入为主的中产阶层
• 桑德斯也是近年来最受年轻人欢迎的美国政治家，因为他直接指出了大学贷款让众多美国年轻人终身不堪重负的事实。
• 身份政治也日益嵌入各类选战之中，从2018年中期选举开始，民主党候选人中的女性、少数族裔、LGBTQ人士的比例大幅增加，更是集中出现了美国首位穆斯林众议员、首位同性恋州长、首位变性人候选人等极具代表性的政治人物。然而，相比党内/党外的竞争对手，他们的从政经验、竞选纲领和竞选表现其实并无多少出彩之处，赢得选举更多是因为他们具有的身份“代表性”
• 2015年，桑德斯在美国政界首次提出特赦全部非法移民的主张。在特朗普紧逼和激进派裹挟下，传统民主党毫无还手之力，“特赦全部非法移民”被写入2016年的民主党党纲
• 极简纲领也成为民主党激进派街头政治的鲜明特征。极简纲领的主要特征是：第一，以道德观念和意识形态为根本标准，强调要以根本性变革为目标；第二，反对任何妥协。

 三 激进派崛起与民主党现实政治格局的变化

• 在桑德斯两次竞选总统党内提名（2016年和2020年）失利的同时，民主党激进派也在2020年大选和2018年、2022年两次中期选举中稳步扩张着在民主党党内和美国政坛的地盘与影响力。
• 许多寻求连任的民主党议员也在竞选纲领上（以及当选后的投票行为上）主动向激进派靠拢
• 虽然立场截然相反，但是桑德斯和特朗普有一个共同点，就是他们都敢将战火烧向对方的大本营（传统蓝州/传统红州）。与他们相比，在里根时代之后的三十多年里，两党建制派早已习惯于划分地盘（蓝州/红州），各自守住基本盘，放弃争取对方传统领地，然后总统宝座的归属往往就取决于俄亥俄、佛罗里达、艾奥瓦等少数几个摇摆州选民的选择。
• 由于都主张要打击跨国资本，都反对制造业工作岗位外流，桑德斯和民主党激进派在反全球化、反自由贸易等议题上反倒会成为特朗普的助力，这是拜登执政后仍然不得不在很大程度上延续特朗普政府的贸易政策（例如并未重返TPP或CPTPP，并且依然延续着对多个国家的关税限制）的重要原因

 第九章 “自由派主张+进步派标签+工人家庭的孩子”：拜登政府的执政策略

• 自2021年以来，拜登政府的执政策略可以归纳为“自由派主张+进步派标签+工人家庭的孩子”

 二 拜登执政后对“自由派主张+进步派标签”策略的进一步运用

• 一方面，拜登政府近年来推进的国家政策基本都是民主党自由派传统主张的体现，其主要目的是维护大公司和跨国资本的利益。桑德斯和民主党激进派的系统改革诉求则受到了全面压制或者刻意忽视。
• 另一方面，拜登政府在人事安排和边缘政策上积极打出进步派标签。
• “性少数群体上厕所”问题从奥巴马时期到特朗普时期再到拜登时期一直是美国政坛和社会舆论的热点议题，但是这一议题显然不会影响大公司和跨国资本的利益。
• 新冠疫情让桑德斯在2020年民主党初选中被拜登轻松击败。戛然而止的民主党初选对大选来说自然是件好事，但是，民主党自由派、进步派和激进派也因此在诸多重大问题上均未实现妥协、达成共识或者分出胜负，“反特朗普”是当时支撑整个民主党团结的唯一共识。
• 当“反特朗普”已经随着大选结束、政党更替成为次要矛盾时，拜登在执政过程中就必须重新面对民主党内自由派、进步派、激进派的尖锐冲突和对立了。
• 如何将民主党进步派绑上自己的战车，同时压制激进派诉求就成为拜登执政首先需要处理的难题。拜登政府选择“自由派主张+进步派标签”策略的目的则在于：其一，确保自由派精英全面掌握国家行政机构，保证白宫的政令畅通，进而保障大公司和跨国资本等自由派传统金主的利益。其二，用身份政治压制民主党内部的对立冲突
• 大量启用具有某种身份标签的人士担任政府高官，也划分出了民主党和共和党的清晰边界
• 换句话说，对拜登政府而言，只有确保美国的分裂，才能维系民主党的表面团结。

 三 “宾夕法尼亚州工人家庭的孩子”：拜登政府的贸易政策与社会议题

• 现在全世界反全球化和自由贸易情绪最为强烈的美国其实在全球化和自由贸易中收获颇丰，但是这些收益在美国内部的分配很不均匀。跨国资本、金融资本、科技巨头在全球化浪潮中赚得盆满钵满，蓝领工人、无法跨国的中小企业和在地资本却是深受其害，付出了沉重代价。
• 20世纪30年代“罗斯福新政”以来，蓝领工人和工会一直是民主党的忠实支持者，美国东北及五大湖各州等工业基地（今天的“锈带”地区）一直是民主党的铁盘。因而，即使在制造业衰败后，“锈带”蓝领在很长一段时间里仍然保有“投票给民主党候选人”的路径依赖。更重要的是，在“新右翼”崛起和特朗普横空出世前，共和党一直比民主党更支持全球化和自由贸易。在两党政治体制下，“锈带”蓝领没有选择，他们的诉求无从表达、怨气无处宣泄。
• 2016年大选中，特朗普正是依靠倒戈的蓝领工人的选票赢了威斯康星、宾夕法尼亚、密歇根等三个关键的“锈带”州（此前共和党总统候选人在连续7届大选累计28年中从没有赢过这三个州），从而拿下总统宝座。同样，在2020年大选中，拜登获胜的关键则又在于以同样微弱的优势赢回了威斯康星、宾夕法尼亚和密歇根等三个“锈带”州。
• “锈带”蓝领成了当前两党争夺的关键选民群体。特朗普早在2018年就提出了共和党的三个特性：代表美国工人，代表美国家庭，代表美国梦。拜登上任以来则反复强调自己是“宾夕法尼亚州工人家庭的孩子”。由此我们看到一幅耐人寻味的场景：在全世界最资本主义的美国，“代表工人阶级”却成了两党共同的“政治正确”。
• 近年来少数族裔占比上升的美国人口结构变化对民主党十分有利。这意味着民主党对蓝领选票的依赖程度要比共和党低。其二，跨国资本、金融资本、科技巨头在2016年和2020年两次大选中均一边倒地支持了民主党（在2024年大选中大致仍是如此），对拜登获胜贡献甚大，民主党需要回报它们的支持。
• 拜登政府内部也出现了明显分歧，与金融资本、跨国资本关系密切的财政部长耶伦多次公开要求全面取消对华关税限制，贸易代表戴琪则坚决反对减少限制甚至要求加码贸易战。
• 1973年，联邦最高法院通过“罗伊诉韦德案”判决将堕胎权设定为由隐私权引申而来的宪法权利，这就使得各州均不能自主立法禁止堕胎（否则就违反了联邦宪法）。也正是由于此案，堕胎权议题自此进入全国政治舞台，并形成共和党反对、民主党支持的党派界线，成为政党认同塑造和选举动员的一大利器。 2022年联邦最高法院推翻1973年“罗伊诉韦德案”判决的判决本身并不是“禁止堕胎”，而是裁定堕胎权并非联邦宪法赋予美国公民的权利，而应当是州级事务，因而应当由各州通过州级立法独立决定妇女是否拥有自主堕胎权
• 简而言之，堕胎权是美国政治中高度对立的党派议题，无论是对注重宗教信仰的共和党选民还是对意识形态激进的民主党选民，都有着极强的选举动员效果。
• 当年6月石破天惊的“堕胎权判决”直接降低了贸易问题、通胀问题乃至经济问题的重要性，让耶伦和戴琪及其背后势力的尖锐矛盾消失于无形，是民主党在2022年中期选举中取得优于预期的选举结果的重要原因

 后记

• 在第二次世界大战后，即使是马克思主义阶级理论的发源地欧洲，也被认为不再适用阶级理论。当时西方世界普遍乐观地认为，资本主义已经探索出了一条调和之道，欧美各国形成了橄榄型的社会结构。在这样的社会结构中，没有鲜明的阶级分野和政治对立，“马克思主义特别是阶级理论已经过时”的论断一度盛行
• 21世纪初，更是安东尼·吉登斯的“第三条道路”（即资本主义和社会主义之外的道路，主要内涵是改良后的资本主义）理论在全世界盛行之时，中国的学界、媒体也都兴起了一股吉登斯热
• 对“美国例外论”和“第三条道路”更彻底的打击则是2016年“新右翼”运动的横空出世。
• 对于“新右翼”崛起这一根本性变革，过去几十年主流的西方政治学理论已经很难解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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