李硕

 引子

• 周人曾两次攻克殷都，第一次是武王灭商，第二次是周公平息叛乱
• 商代人祭又具有全民性，各级贵族以及有经济承受能力的民众也举行人祭，比如，从事制陶和冶铜的工匠群体尤其热衷
• 周灭商后，人祭被周人消除，但周人并未开创一种新的宗教，而是采用世俗的人文主义立场，与极端宗教行为保持距离，不允许其干预现实生活，所谓“敬鬼神而远之”。这奠定了后世中国的文化基础
• 在《易经》中，文王最关心的课题是如何灭商。但这是极度危险的，绝对不能言明。《易经》的《坤》卦六三爻曰：“含章可贞。或从王事，无成有终。”据文史大家高亨先生考证，“含章”就是“翦商”二字，所以“含章可贞”的意思是：“翦商之事，可以通过占卜（贞）来预测。”故而，《易经》的内容多是文王的翦商谋略，也正因此，这部分内容最为隐晦。
• 从龙山时代、夏代（洛阳二里头古城）到商代，是华夏文明的最初阶段，可以称之为“华夏旧文明”。在周族崛起并灭商后，周公旦一代人迅速废除了人祭宗教，并抹去了与此相关的文献与记忆，进而开创了和平、宽容的“华夏新文明”，一直延续至今。
• 商与夏则完全不同。从建立初期，商就进入疯狂扩张模式，促发了很多超出我们认知的现象，比如，早商时代就出现了巨型仓储设施，其规模到殷墟、西周乃至春秋都无法超越。可以说，其超前“现代化”的程度足以比肩秦汉。
• 商人并非一直沉溺于人祭，商王室内部曾经有过不杀生的宗教改革，但此举引发了激烈的内战，致使商朝中期一度陷于解体，尔后又再度复兴。

 第二章 大禹治水真相：稻与龙

• “大禹治水”的最初内核：一场龙山末期部分古人改造湿地、开发平原的活动。
• 二里头人之所以能够异军突起，甚至建立华夏第一王朝，水稻是重要原因。
• 战国的孟子这样描述大禹的治水：“当尧之时，水逆行、泛滥于中国，蛇龙居之，民无所定，下者为巢，上者为营窟……使禹治之。禹掘地而注之海，驱蛇龙而放之菹，水由地中行，江、淮、河、汉是也。险阻既远，鸟兽之害人者消，然后，人得平土而居之……”（《孟子·滕文公章句下》） 从孟子的描述看，禹的治水工作就是排干和改造湿地。这其实是新石器晚期以来几乎全人类共同的事业。
• 距今4000年前，河南平原上有大量水泊湿地，所以新砦人可能是一个生活在湿地中的部族，能很快适应南方传来的水稻农业。另外，二里头—夏朝人有崇拜龙的习俗，应当也和他们曾经的滨水生活有关，因为上古传说中的龙都是水生，形体与蛇接近。
• 二里头人有稻作和龙崇拜，这让他们在普遍萧条中建立起繁荣的聚落；然而，要超越昔日龙山时代的古国，他们还需要其他的技术，比如青铜。

 第三章 二里头：青铜铸造王权

• 在二里头之前的一千多年里，从江南到华北，已经出现若干辉煌古国—石家河、良渚、南佐、陶寺、石峁、清凉寺……它们一度建立大型的城邑，距离“文明”和王朝似乎只有一步之遥，然而经过短暂的繁荣，又都自然解体，复归简单无为的部落时代。 那么，二里头是如何走出昙花一现的旧循环的？因为他们有了新的统治技术——青铜。
• 除了青铜冶铸技术，二里头人还创作了一套有礼仪色彩的酒器，如三足的爵、大口束腰的觚、三袋足的斝和盉等。这套酒器被商、周继承，是中国青铜时代的代表器物。
• 商朝、西周以至春秋，最基本的农具还是石器。石制农具和工具被完全取代，要到冶铁技术已经普及的战国。
• 青铜器从未完全淘汰石器，它更多体现的是上层人生活的改变，就像古人发明文字后，社会上的多数人仍是文盲。社会的发展水平往往是被占人口少数的精英阶层代表的。
• 青铜产业需要更庞大的共同体人口基础和更复杂的分工协作体系。从采矿、运输、冶炼，到配比合金、制范铸造，需要一系列专门技术以及众多人员和组织的协作，而这是复杂社会才能供养、维系和发展的。 中国的铜矿蕴藏较少，青铜器物很难真正普及千家万户，而青铜对于中国早期国家的最重要意义，恰恰在于它数量少，价值高：青铜礼器显示阶级差别秩序，而青铜兵器戈、钺和镞对木石兵器有压倒性优势，王权借此获得武力保障。这是“文明”或者“复杂社会”维持稳定、避免解体的基础。 对比之下，石器时代的古国王权，并没有凌驾于民众阶层之上的武装优势，统治者可以用玉礼器表现自己的高贵奢华，但玉兵器的战斗力并不能超越石兵器。当良渚、陶寺和石峁这些石器古国走向繁荣时，急剧加深的贫富差距会导致底层民众揭竿而起，统治阶层和初具规模的复杂社会也就毁于一旦。
• 二里头—夏朝的民间虽存在人祭风俗，但尚未建立以人祭为基础的“国家宗教”，王室统治者的人祭数量并不比民间更多。
• 二里头从未发现大型城墙体系，作坊区和宫殿区有各自独立的围墙，这种现象被许宏先生称为“大都无城”。它的根源，很可能是宫殿和手工业族群的二元并立模式：冶铸人群承认宫廷王权的权威，但自主管理族群。
• 二里头的青铜技术一直处在封闭之中，几乎从未向外传播。
• 夏朝还不是后世人观念中的大一统政权，内部族邦林立，二里头古城实则是夏王部族的领地，因稻作农业而人口繁盛，因青铜兵器、奢侈品而强大且富有吸引力，周边各部族甘于充当它的附庸；但夏王室——二里头人对这些臣服部族并没有太多的直接控制，也未能在语言和文化上把中原地区整合为统一体。夏王朝的故事虽在各部族中流传，但各部族仍保持着自己的共同体生活。
• 石器时代通往青铜时代的大门看似很宽，实则很窄。这些困难和偶然性，又催生了关于金属冶炼的神秘玄学观念，认为某些神灵会影响冶炼的成效，所以人们会用不同的形式进行祈福，请神赐予高质量的产品——从夏到商，冶铜区的人祭遗存都比较密集，直到钢铁时代，冶炼仍是充满着不确定性和神秘色彩的活动，甚至有工匠舍身投入炼炉、获得高质量金属的传说。

 第四章 异族占领二里头

• 灭商之后，周朝把一部分商王族分封到了宋国，以传承商朝的世系

 第五章 商族来源之谜

• 商朝灭亡后，很多商族人从事的便是贸易行业，所以，在部族、王朝之名外，“商”还衍变为行业、职业之名，结果，本来代表贸易的“贾”字被“商”所取代。

 第六章 早商：仓城奇观

• 先商族的贸易游商生涯，使他们比其他族群更了解各地的交通地理和物产民俗，不仅如此，新王朝的成员来自周边各文化圈，对于扩张疆域也有很大帮助。而且，商王家族擅长用生意人的思维来管理新王朝，扩张目标主要指向矿产资源丰富的地区，如盐矿和铜锡矿产地。对商朝的远程扩张来说，贸易是和征战同样重要的手段。
• 巨大的仓储区说明，早商时期的王权有极强的控制力，甚至需要一个专业的官僚机构负责营建和管理。可以和它进行类比的，是战国秦汉时期的君主集权国家机构。

 第七章 人祭繁荣与宗教改革运动

• 其一，商人并非生来就热衷杀戮和人祭，只是随着王朝步入扩张轨道，杀祭行为才陡然增加起来，成为蔚为大观的国家级宗教活动；其二，开国近200年时，商朝内部可能发生过一场王室“宗教革命”，提倡不杀生而掩埋青铜器的新祭祀方式；其三，改革失败后，则是动荡和内战，早商极盛时代宣告终结，随后是萧条、短暂而残酷的中商
• 以色列考古学家吉迪·谢拉赫认为，在“早期国家”或“复杂酋邦”阶段，社会开始变得更复杂，王权刚刚出现，统治者发现自己的统治体系还不够发达，急需借用一种强大的机制来维护权力，从而导致人祭宗教和战俘献祭行为的产生。
• 理论层面，王的大量献祭（意味着他获得神的福佑）是王权融合神权的标志；现实层面，战争让本国族的民众团结起来一致对外，从而更巩固了王的权力。

 第八章 武德沦丧南土：盘龙城

• 早商王朝的扩张能力往往出人意料，向南方，最遥远的城市是盘龙城，位于今武汉市郊黄陂区一片湖水环抱的半岛上。
• 盘龙城距离郑州商城很遥远，但两地之间仍有很多联系。比如，盘龙城发达的制陶工艺已输入郑州商城；约3400年前，郑州商城还出现了王室级别的埋葬青铜器的祭祀活动，而这很可能是盘龙城商人对“母邦”的影响，致使商王朝一度曾考虑放弃人祭宗教。但商朝腹地旋即发生大动荡，郑州商城和偃师商城被毁弃，继起的小双桥朝廷再次回归人祭宗教。这意味着商王朝内战的胜出者是盘龙城的对立面——盘龙城和王朝腹地的联系就此彻底断绝。这之后，盘龙城（商人）又维持了数十年时间，而且和长江流域土著族群的融合程度越来越高。最终，盘龙城消失了，青铜技术却在南土扩散开来。
• 过度扩张给早商带来了荣耀，但更有隐患和教训。后来的商王逐渐开始考虑如何让商人免受异族文化的侵蚀，避免早商王朝的覆辙，而这奠定了晚商（殷商）时代的基调。

 第十章 殷都王室的人祭

• 小双桥遗址代表的“中商”不算长，可能不足百年，有残酷的人祭仪式，有巨大夯土台“周勃墓”，但商朝总体仍呈现衰微不振的迹象。直到从第十九王盘庚迁都殷地，这才算走出中商的低迷。商王朝前后存续五六百年，殷商大约占了后一半，约两个半世纪，因此学界也称之为“晚商”。
• 但在国族一体的上古时代，国都是统治者族群最集中的地方，除了那些散布在远方的零星据点，整个统治族群，或者说国家和王朝，都要整体搬走，不仅是王宫，还有所有的商族部落和家支，以及他们的牲畜、家奴。所以，迁都动议充满争论，多数商人并不愿搬迁。
• 从郑州小双桥迁到安阳殷墟（殷都）。
• 殷墟的考古发掘提供了一条线索：在这个阶段，商人掌握了一种重要的技术——马拉战车，而这种技术可能是从北方传来的。因此，盘庚向北迁都也许是为了更接近马的产地。

 第十一章 商人的思维与国家

• 商王朝留下了众多遗址、文物以及累累白骨，那么，这个身居华夏文明源头的王朝是如何运作的？商王如何解释自己的权力来源？他的臣民对此又是如何理解的？商朝已经有了文字，即使按最严格的“文明”标准，它也完全符合。商代甲骨文和后世的汉字一脉相承，从未中断，这自然会给现代人释读甲骨文带来天然的便利，但也会有误导，容易让现代人以为商朝的文化和政体很容易理解。其实，它和西周之后的华夏文明很不一样，和战国之后的中国更是判若云泥。
• 在商人的眼里，世界是冷酷的，充满暴力、杀戮、掠夺和不安全。他们不认为鬼神有明确的善恶观念，或者说，商人本没有明确的善恶观念，自然也不会想象鬼神能有。商人认为鬼神会随时、随意给任何人降下灾难，大到灾荒和战乱，小到生活中的各种不如意，都有鬼神在背后操纵，即便是商王也难免。为获得鬼神的恩宠，或者不降祸，商王一直在向鬼神奉献大量祭品。但这仍不能保证有效。
• 早商的扩张，主要依靠的是青铜技术；而到晚商—殷墟时期，商人又获得了一种对王朝至关重要的技术：马车。
• 殷商阶段，马车还不太多，还不足以改变陆地战争形态，但它有更重要的价值，这便是作为通信的手段和王朝上层人物的交通工具。马车可以加快殷都和数百里外的商人侯国间的信息沟通，而且侯国的君长们也可以更方便地往返都城，朝见商王。当然，这也有利于他们保持商族特性，避免因终年僻处一隅而逐渐被异族同化。而且，驾乘昂贵而罕见的马车奔驰，本身就是一件荣耀之事，不仅能让沿途的化外异族惊惧，车上的商人贵族也可以获得充足的优越感。这也是王朝精英认同的一部分。
• 从甲骨卜辞等各种材料来看，殷商并没有现代人熟悉的各种政府体系，如完备的国家机构和层级政府等。商人社会的基本单位是血缘关系的“族”，甲骨文写作[插图]，字形是战旗和一支箭，直观表现了它的战争属性。商人的族，可以理解成宗族、部族或氏族，每个商人宗族都有自己的领地，统治着耕作的土著农民。每个族有自己的“邑”，即农业居民点。相对而言，在殷都范围内，因为人多地少，族邑很密集。邑未必有级别高低的统属关系，商王都城虽然称为“大邑商”，但在字面上也只是个较大的邑而已。那些都城之外的部族可能占地数十里，算得上一个小邦国，它们的主人（族长）可能有“侯”的爵位，统治区就是侯国。“侯”，甲骨文写作[插图]，望楼下面的一支箭，意为担任警戒任务的哨所，所以分封在边地、保卫商朝的部族首领就是侯。在甲骨文里，侯只能是商族人，投靠商朝的异族方国首领不可能被称为侯。
• 商人的族不仅是血缘家族，也是政治和经济单位，有自己的家族武装力量，还可以有畜牧业、渔业、手工业和商业。有些族的某种产业较为发达，如铸铜或制骨，或者贩运某些商品，但他们仍有自己的农庄产业，自然经济占很大比重。从神权法理上说，商王可以剥夺任何一个族长的土地和属民，但在现实中，这种情况极少，除非该族长有明显的罪错。在商人生活中，传统习惯法很重要，王不能随意介入各部族的事务。
• 因为没有税收体系，所以商王的宫廷开支主要靠王室自己的产业。商王拥有很多邑（田庄），由王任命的管家（小臣）经营，收获物属于王室私产。
• 在商朝势力的外围，土著人群开始有自己的首领和部落组织，他们往往要接受邻近的商人侯国的统治，为侯国缴纳贡赋和服劳役。这些异族首领，被称为“伯”，甲骨文写作[插图]，其来历不详，和“百”音形近似，有可能是商人习惯认为异族头领都是百人规模的领导，但实际上也有大得多的，堪称“方国之君”。“伯”并非商族人。比如，甲骨卜辞中常出现的“羌方伯”，指的就是羌人方国的首领。周族的首领，则是“周方伯”。《史记》记载，周文王曾被商纣王任命为“西伯”。这个称呼是有所依据的，只不过在周灭商后，后人已不了解“伯”在商文化中的意义了。异族方伯不一定臣服于商朝，有些还自恃险远，长期和商朝敌对。商朝亦经常征伐这种异族方国，并用捉获的方伯首领献祭，尤其在殷商后期，商王对此更是重视。可能商王认为，人牲的地位越高，作为祭品的价值就越高。
• 军事上，远方的殖民城邦虽然可能足以自保，但毕竟和王朝腹地山河悬隔，身处异族土著的包围之中，由此，商人征服者难免和当地人互相侵染、同化，从而丢掉商人的精神内核——勇武和人祭宗教，甚至接受诡异的异族宗教。这是盘龙城发生过的教训。更不可容忍的是，南土的异族文化还向郑州都城倒流，污染商朝王室，引发了王朝内战——九世之乱。外来精神污染虽然最终被肃清，但早商的扩张成果也大半化为泡影。

 第十二章 王后的社交圈

• 商人崇尚红色，在某些重要场合，如祭祀和战争，人们可能会在脸上涂抹朱红色。
• 武丁是商朝历史上一位很重要的王，奠定了殷都的格局以及商朝后期的疆域，遂被后世称为“高宗”。
• 在殷商，从盘庚到纣王，中间一共有十二位商王，历经二百多年，[插图]可见，武丁王在位时间几乎占了四分之一。

 第十四章 西土拉锯战：老牛坡

• 并非所有的人类社群都会自动进化成更大的共同体和国家；事实是，多数会一直停滞无为，直到被强大的古国或王朝吞并，被强行裹挟进人类的“发展”大潮中

 第十五章 周族的起源史诗与考古

• 姜嫄的姓是“姜”，其本意是女性的羌人。这意味着，姜嫄是羌人，周族是从羌人繁衍出来的。
• 到商代，山西和陕西的很多土著被商人称为“羌”。羌的甲骨文写作，羊头人身，说明畜牧业在其生活里占重要地位。但这些人仍然有农业经济，并未变成完全依靠牲畜的游牧人。商朝灭亡后，周人和羌人学习商的文字，把羌人的族姓写作为“姜”——女性的羌人。
• 脱离姜姓有邰氏部族的生活圈后，后稷的后人为自己选择了一个新的族姓——姬，以表示他们和姜姓群体的血缘关系已经足够遥远，可以通婚了。这就是后来建立周王朝的姬周族。
• 自始祖后稷以来，周族一直有谨小慎微的自我保护意识。周是小族群，生长在羌人为主的大环境里；自命姬姓，以显示自己和羌人不同；未参与西土族群抵制商朝的战争，而是躲进山地，远离冲突。他们知道，和强者保持距离才是最好的生存之道。 在陕北山地，周人宁静地生活了三百多年，历经十几代人。直到周文王的祖父“古公亶父”一代，周族才和强大的商王朝建立了联系。从此，周族人的命运发生了剧变。
• 史学大家顾颉刚称这种现象为“层累地造成的中国古史”，意思是说，越晚产生的传说，反倒在神谱里面越古老，就像人们堆柴堆，“后来者居上”。因为时代越晚，各族群的祖先传说就越是逐渐汇总到一起，这时，各自的先祖孰先孰后以及谁比谁厉害就成了问题。因此，为了制造更大范围的身份认同，就只能创作更古老的先祖，给各族群增添一位共同的始祖。先祖诸神的关系和谐了，世间各族群的关系才能和谐。 这种创造各族共同祖先“黄帝”的工作，从春秋就已经开始。孔子编辑《尚书》时，比较谨慎，没有采用。但到西汉时，黄帝的故事已经有了各种版本。司马迁认为，这些都不太可靠，有学问的人不应该轻信它们：“然《尚书》独载尧以来。而百家言黄帝，其文不雅驯，荐绅先生难言之。”（《史记·五帝本纪》）
• 那么，周人的这个姬姓到底是怎么来的？应该是来自居住的地名。剔除后起的黄帝传说，可以推测，后稷的某一代后人应该曾经居住在一条姬水附近，故而给自己的部族冠以了姬姓。从这以后，他们就可以和姜姓部族通婚了。 长期以来，周人都是只有口头语言而没有文字，直到商朝末年与商朝接触后，周族上层族长才开始学习商人文字，并从中选了音近且带女字旁的“姬”字，从此一直沿用下来。
• 商末的周族很热衷攀附商朝
• 在不窋“远窜于戎狄”期间，周原的姜姓周族应该一度比较繁荣。如前所述，武丁时代的甲骨曾多次记载对“周”的讨伐（“寇周”），光卜辞就有近十条，说明商人对其印象深刻。当然，结局是姜周被商人征服，大多数人可能被押送殷都成了武丁卜辞中的祭品。从此，这一支姜姓周族就在历史上永远地消失了。 这之后，武丁王应该是把周地分封给了一位商人贵族，建立了一个商人的“周侯之国”。甲骨卜辞里也有关于它的记录，都是一些和王室关系亲密的内容。武丁朝后，商人势力退潮，这个商人的周国也随之消失，周原遂成为荒芜之地，只有少数族属不详的人群在这里活动。
• 从春秋始，人们创造的更古老的帝王传说（黄帝和炎帝）的素材主要来自后稷和叔均这伯侄二人，结果，后稷化身成了黄帝，叔均化身成了炎帝（神农）。甚至在有些版本里，黄帝和炎帝还成了兄弟，这又是后稷和叔均之父台玺关系的翻版。 姜嫄生的这一对儿子，不仅分化成为两支周族，也被后世创造为黄帝和炎帝，成为整个华夏世界的共同祖先。这背后的原理是，自西周以来，姬周文化成为正统，他们的族源故事自然成为重新创作古史的首选素材。

 第十六章 成为商朝爪牙：去周原

• 武乙王还做了一个当时看似微不足道的决定：接纳了一个从北部山地迁来的小部落，也就是姬姓周族，允许他们在周原定居，充当商朝的微末附庸。
• 崇国是商朝经略西土的基地
• 周人史诗虽一直强调自己是农耕文明，但在商朝看来，它的特点还是畜牧业比较发达。
• 自从迁居周原，亶父和季历先后带领周族四处扩张和捕捉俘虏，自然和周边族群的关系很差。为此，他们急需用商朝的旗号壮大自己的声势，以震慑周边各族。如此，从东方娶来的夫人自然要派上用场。西土各族群对商朝内部情况很不了解，周人的吹嘘也许能起到一定作用。 从另一面说，迎娶挚国的公主，是周族头领有心向化的表现。在商人看来，刚从豳地—碾子坡迁出来的周族，近乎生番；而挚国，则更接近中原文化圈，国君家族应当比较商化，可能会使用商人的文字和官方语音，如此，新娘大任给季历和周族带来的影响是深远的，特别是她生了一个叫周昌的儿子，也就是后来的文王。

 第十七章 周文王地窖里的秘密

• 和文王母亲的挚国相比，莘国的知名度更高一点。这也是周族势力上升的体现，它已经是西土一个颇有前途的新兴小邦国。
• 普通人不能把占卜内容用文字刻写在甲骨上。殷墟发现的甲骨卜辞，绝大多数都是历代商王的，只在武丁时期有极少数的王子卜辞。这可能是商人的一种宗教观念，认为刻在甲骨上的文字可以传达给诸神，是人神沟通的唯一通道，所以严禁王之外的人采用。

 第十八章 《易经》里的猎俘与献俘

• 大壮卦为何要用公羊代表羌人，还写得这么隐晦？本书认为，这可能是因为周人和羌人有古老的同宗亲缘，对周族来说，替商朝捕猎羌人在道义上是一种耻辱。所以，即便创作《易经》时，周昌已经比较商化，使用的也是商人的语言和思维，但他还是表达得非常隐晦，甚至不愿写出“羌”字。而且，在《易经》中，周昌记录捕羌用的都是“孚”字——这个字不带族群含义，应该也有不触及周人隐痛之意。

 第十九章 羑里牢狱记忆

• 《易经》的六十四卦体系不涉及沟通鬼神和先王之类，不仅避免了僭越之嫌，而且解释空间也大。周昌又是来自西土的异族酋长，这种陌生的身份也可能会使商人对其颇有新鲜感。
• 而灭商后，武王任命纣王的儿子武庚继续担任商王，可能也与在殷都期间少年武庚已经和周昌父子有频繁交往并结下私人交情有关。

 第二十章 翦商与《易经》的世界观

• 据说，半人半神的伏羲最先画出“八卦”，然后，由周昌在被商纣囚禁羑里期间把八卦推演成了六十四卦。
• 有四对卦，分别是乾和坤，坎和离，震和艮，巽和兑；各有代表图案，被称为“卦象”，由三根表示阴阳的“爻”组成，一根直线代表阳爻，两段半截的线代表阴爻。

 第二十三章 姜太公与周方伯

• 按当时西土的习惯，族姓只能用于称呼女子，不能用于男子，所以“六经”里不会有姜尚、姬昌、姬发和姬旦等称呼。但在战国后，这些礼俗就被忘掉了。姜尚，又叫吕尚，属于羌人中的一个吕氏部族。同一个族姓之内，会有许多个氏（氏族、部族），氏才是称呼男人用的，比如周文王家族，周就是他们的氏。
• 秦汉时人已不知殷都在何处，结果就写成了“朝歌”
• 武王周发后来娶了吕尚的女儿，这位周朝开国王后被称为“邑姜”：“邑姜，武王后，齐太公女也。”

 第二十四章 西土之人

• 在当时，周邦和吕尚家族的联姻意义重大，正是借助它，周人才得以重建和各羌人部落的关系。自亶父迁居周原，周和羌人（姜姓戎人）为敌已经超过半个世纪，因此，只有把商朝作为共同敌人，才能实现西土势力的再度联合。吕尚出自羌人中的吕氏部族（居住地点不详），在其加盟周邦后，吕氏部族成为周人的忠实盟军，甚至吕氏首领也开始称王。西土之人正逐渐梦想灭亡商朝后的世界。
• 。到西周时，恶来后裔家族被周朝多次迁徙，最终定居陇西，繁衍出了后来的秦族和秦国。（《史记·秦本纪》）但在商末，他们还是未经迁徙的东夷土著。
• 周人虽然一直为商朝捕猎羌人，但这种对同宗盟友的背叛应该让周人深有负罪之感，对商朝及崇国也就更是憎恨，必须彻底毁灭，不留孑遗。

 第二十五章 牧野鹰扬

• 为使自己的解释圆满，周公还重新定义了“德”的概念。在周公这里，“德”已不再是《尚书·盘庚》里商人的那种无原则的恩惠，而是所有人生活在世间的客观道德律，如孝悌长幼、中正恭逊、宽宏温直等。上帝只保佑有“德”之人，也会替换掉那种没有“德”的君王或王朝，以有德之人代之。所以，只要武王努力修“德”，就一定能在上帝福佑之下战胜商王。
• 武王必须指控纣王不敬神。因为在上古时代，这是最大的罪恶。既然要把商纣定义为万恶的独夫，他就肯定有这一条罪状。由此，周武王的“反叛”便有了宗教合法性：他是代表天上的上帝和诸神（历代商王）惩戒纣王，正所谓：“尔其孜孜，奉予一人，恭行天罚。”
• 商纣末年，殷都贵族们已经处于一种难以置信的恐怖之中，因为即便在以鬼神血祭为常态的商文化里，也少有纣王这种热衷用显贵献祭的做法。可能这才是商朝失控和灭亡的直接原因，周人的威胁原本不值一提。
• 纣王焚身而死，后世人大都将其理解为一种走投无路的自绝。其实，按照商人的宗教理念，这是一场最高级的献祭——王把自己奉献给了上帝和祖宗诸神。商朝开国之王成汤（天乙）曾经试图这样做，而商纣王则首次实践了它。 纣王曾给诸神贡献过王族和方伯，现在他贡献了自己，带着人间最珍贵的宝玉升往天界，成为具有上帝神性的“帝辛”，然后，他自然要给叛逆的周人降下灭顶之灾。
• 在成功灭商之后，无论是宗教理念还是语言行文，周族上层仍然需要用商人能理解和符合商人习惯的方式来宣讲周朝取代商朝的合法性。 在这之前，周族首领就已经在一定程度上“商化”了，对他们来说，语言交流和表达的难度不算大，但要用商朝人的宗教理念来解释周灭商，则需要更深地进入商人的宗教思维。正是在思考这个问题的过程中，武王对商人宗教的依赖也越来越强，可以说，灭商使得武王更加“商化”了。
• 文王创制关于上帝的宗教原理，周公探索关于“德”的理论创新，但武王却与他们不同，他没有父亲的创新能力，也从未真正信服弟弟的理论，所以只能沿用强大的商朝宗教传统。 换句话说，在翦商的过程中，武王自己也完成了商化。
• 但武王很快还是病重死去了，终年四十五岁。这是灭商第二年的十二月，武王君临天下才二十二个月。从此，周朝进入周公摄政为王的特殊阶段，而这个新兴王朝也将迎来最严重的挑战。

 第二十六章 周公新时代

• 武王灭商，虽三月告成，但其实只是开端，因为商朝解体后，大量商人氏族还保留着武装，尤其东南夷人地区的商人势力更是毫发无损。周公这次东征，历时三年，才算是彻底消灭了商人的军事实力，把周朝的统治推进到原商朝的全部疆域。
• 而从牧野之战算起，周王朝则经过大约五六年才算是真正建立起了稳定而全面的统治。也只有到此时，周公旦才可能对周朝予以通盘规划。其中，最重要的工作是处理商王朝的庞大遗留，先要彻底消除商人兴兵复辟的可能性，然后废止他们血腥的人祭宗教。 为此，周公做了两方面的工作：一，拆分商人族群，消灭其军事实力和人祭宗教；二，分封各种诸侯国，统治、同化新征服的东方地区。
• 必须毁灭殷都，断绝商人的血祭文化传承和历史记忆，让他们开始新的、正常的、和平的生活。  史墙盘铭文拓片，《集成》10175 其实，武王周发已经有了这个规划。他在病中和周公谈话、安排后事时，很重要的一项就是要毁灭殷都（“夷兹殷”），同时把周朝都城向东推进，在中土的洛河之滨营建一座新城。 武王一直活在对商人的恐惧和仇恨之中，但也同时活在对商人宗教理念的痴迷中。在他的计划里，可能是要把商人押解到新城规划之地屠杀祭天，让他们成为“度邑”的奠基礼。他相信，只要有了这份空前丰厚的祭品，上帝会格外垂青于周王室，给他们降下一条平坦的通天大道。如果武王周发的寿命足够长，他完全有可能成为像殷高宗武丁一样以杀戮献祭著称的“伟大”君王。
• 辅政第七年，周公开始营建武王设想的新城，但名字换成了平庸的“洛邑”。“度邑”的宗教意义太强，周公不想接受。
• 在周公看来，源于殷商的上帝概念颇有危险性，商文化里的上帝不仅残暴，而且难以捉摸。虽然文王曾试图重新定义上帝，但后继无人，结果武王被上帝概念搞得神魂颠倒。要把上帝和商人文化彻底切割是很困难的，所以周公认为，应当淡化上帝，尽量少让它出现。 和周人谈话时，周公讲得最多的是“德”。
• 过于惨痛的经历也让他对上帝等宗教理念非常警觉，敬而远之，而对“德”则有着近乎“病态”的追求。
• 这次周公与召公的谈话，有些被收入了《尚书·君奭》，其中周公说得最多的是王朝兴亡更替的教训。他认为，这背后虽都有天——上帝意志的改变，但唯一能影响天命的因素，是人的“德”，也就是人处理现实问题的准则。所以，周公说，“天不可信”，人不能奢望去揣摩天帝的意旨，只需要把世间的义务履行好。
• 小民才是王永远获得天命眷顾的基础，所谓：“欲王以小民受天永命。”
• 周公辅政时期留下的讲话文稿（诰命），几乎都是把商周王朝的更迭归因于统治者的个人德行，完全没有提及商人的人祭宗教，以及其崇尚武力和凶暴的文化品格，似乎商人和周人从来没有任何区别。
• 周公很可能曾派人检查过商朝的甲骨档案，并销毁了和周有关的一切内容，包括档案库在内的宫殿区也被焚毁和掩埋，即使三千年后有些甲骨被零星发现，也根本找不到涉及周的任何内容。 不仅如此，以周公为首的周朝上层还要重构新版本的历史：夏人、商人和周人没有什么区别，从来不存在人祭行为，王朝的更替只是因为末代君王的德行缺陷。在周公的诰命里，他一遍遍地重复这套新版的历史解释，终于成为西周官方定论。
• 在周公辅政最后一年，新洛邑建设开工之际，周公旦以王的身份宣布了册封弟弟周封为卫侯的决定。 新生的卫国将统治旧商朝核心区，都城设在废殷都以南约60公里的朝歌。虽然殷都已经沦为废墟，居民也搬迁到关中、洛邑和宋国，但都城之外的商人聚落还有很多。对卫侯周封来说，统治和改造这些殷商旧民依然是一项颇有难度的工作。 周公格外地重视卫国的创建，在册封典礼上前后三次对周封训话，后都被收入《尚书》，分别是《康诰》《酒诰》和《梓材》。
• 册封诸侯的活动在周公主政时期才真正大规模铺开。 这就是西周初年的“大分封”，周人称之为“封建”：“建”是建立国家；“封”字的来历有些曲折，它的本意是人工筑起土堆，但当时尚属草昧时代，诸侯国之间并没有明晰完整的疆界，只是在交通要道筑起一座大土堆代表国界，所以“封”就是给诸侯划定统治疆域。
• 伴随着周人大分封运动的，是广泛而持续的民族融合。由此，新的华夏族逐渐成形。 这和周人传统的“同姓不婚”（族外婚）习俗有直接关系。周人的“姓”是区别种族血缘的概念，它承认不同的族群血缘有区别，但又认为各族群是平等的，不仅可以，而且必须互相通婚。 那些被分封到远方的周族姬姓诸侯国的国君和高级贵族，都要从外国寻找异姓配偶，而低级贵族则多与本国内的异姓贵族通婚。各族群的贵族由此进入了一张巨大的联姻之网，异姓侯国的上层逐渐被周人同化，逐渐融入了周朝的政治同盟和文化共同体。他们追求的成功是获得周天子的册命，与姬姓诸侯嫁娶通婚，甚至在周王朝廷获得一个官职。由此，以今河南省为中心，环以陕、晋、冀、鲁部分地区，形成了一个跨地域的贵族阶级——周文化共同体。
• 新兴的周文化，是西土周族传统文化和商文化的融合：一，它继承了商人的文字体系，但部分语言习惯来自周族；二，它继承了商人的“上帝”观念，但又逐渐将其淡化为含义模糊的“天”；三，它严厉禁止商人的人祭宗教，拉远人和神界的距离，拒绝诸神直接干预人间事务；四，周人谨慎，谦恭，重集体，富于忧患意识，这些都成了新华夏族的样板品格。
• 西周王朝存续二百七十余年（公元前1046—前771），和殷都的寿命基本相同。 关于周人灭商和西周开国，还有一些文献资料，如《诗经》的史诗、《尚书》的诰命和《逸周书》的记事；但开国后的史书记载却非常稀薄，我们只知道，从武王到末代周幽王，西周一共有过十二位王，但就连他们的在位时间也大多难以确定。
• 西周的主要成就是它的诸侯封国在东方发芽成长，北到燕山，南到淮河，东到山东，西到陇山，形成了以中原为中心的政治文化圈。
• 西周社会是典型的身份世袭制，周王任命朝廷高级官员（卿）的选择范围很小，基本由十几个显赫的家族世代占据着朝廷主要官职。而且，官职本身并没有薪俸，全靠自家封邑收入，做官只是可以给他们提供获得更多封邑的机会。各诸侯国内部的权力结构也类似，但规模要比镐京朝廷小很多倍。 就这样，随着统治阶层的繁衍，周朝特色的贵族制度逐渐得以形成，其中，最首要的是“宗法”家族制，核心则是嫡长子一系的独尊地位。 一，周朝各姬姓诸侯（被分封的王室亲属）对周王的效忠服从，是家族兄弟（及其后人）对嫡长兄（及其嫡系后人）的服从。 二，在各诸侯国内部，太子之外的公子被分封为世袭大夫，大夫再繁衍和分封出“士”。 三，非周族的异姓诸侯和贵族则通过婚姻关系被纳入家族结构中。周王尊称同姓诸侯国君为“伯父”，称异姓诸侯国君为“伯舅”（当然必须是曾经和周王室有过联姻关系的），伯代表排序。 这套基于血缘宗法制的贵族等级和封建政治秩序，周人称之为“礼”。不同等级的贵族使用相应的车马、住宅、衣服、乐器、玉器、酒器和食器组合，丧礼和随葬品也以此类推。各种典礼仪式上，比如朝见天子、祭祀和宴会等，入场顺序以及站或坐的位置由相应的等级身份决定。 典礼可以在不同层次举行，如诸侯国或大夫家，但基本原则一致。贵族的冠礼、婚礼、丧礼和祭礼也都有各等级的标准规范，几乎所有礼仪场合都有乐队伴奏，而乐队的规模和演奏的乐曲也都有相应规范。所以，周人贵族文化又被称为“礼乐文明”。 后世周人认为，这套礼乐文明是由周公创立的，到孔子的儒家学派出现后，“周公制礼作乐”的观念则更加流行。其实，周公当政时最关注的是新兴周王朝的各种军政大事，如废除血祭、拆分商人和大分封等，还来不及注意过于细节的层面，所以礼乐制度实则是在西周朝逐渐积累和规范起来的，到春秋乃至孔子的时代都还在继续发展。
• 到西周后期的厉王、宣王和幽王时期，有些高级贵族家族已经在朝廷中非常活跃。他们在关中拥有封邑，连续数代人担任周朝高官，和外地诸侯通婚，形成了一张包含各族姓、从京师到各诸侯国的权力之网。 到周幽王时期，贵族诸侯间的派系之争则更为激化。周幽王试图疏远那些长期得势的姬姓和姜姓诸侯，利用另外一些诸侯国的力量废黜了来自姜姓申国的王后以及王后生的太子宜臼，引发了周朝的激烈内战。随后，北方犬戎部落受邀介入，结果关中和镐京在混战中沦为废墟，幽王被杀。在晋和郑等诸侯国的支持下，平王宜臼迁都洛阳，幽王倚重的诸侯则被逐一消灭。 从此，中国历史进入东周——春秋时期，王室权威衰落，中原诸侯开始摸索新的游戏规则。

 第二十七章 诸神远去之后

• 和基于原始宗教向神奉献的人祭与人奠基不同，用人殉葬是一种更为个人化的思维，富贵者希望把妻妾和奴婢带到彼岸世界继续侍奉自己，所以人殉在古代一直不绝如缕，直到清代。
• 伴随着商朝的灭亡，人祭宗教亦逐渐消失。不过，商文明并非只有人祭宗教，还有一些其他的特质，比如，创造汉字和基于汉文数字的运算体系，完善夏人的青铜技术，引进西来的家马和马拉战车，都对后来的中国有着重要的奠基作用。此外，商人还探索了古中国的诸多地域，甚至研究过人骨的各种利用方式，但随着商朝覆亡，这种探索精神和技术狂热也消失了，或者沦为被上层社会漠视的末流小技，在其后的三千年里一直未能复兴。即便作为商王室传人的宋国，也未能保留这些特质。 商文明很复杂，有着残酷、奔放、奇幻和科技理性等诸多层面，以及那些我们已经无法认知的部分。只是早在三千年前，它们就已经被彻底忘却。

 尾声 周公到孔子

• 自五千年前的仰韶文化晚期以来，黄河中下游静态的部落生活渐被战乱、征服和群体杀戮打破，华夏旧（早期）文明与国家由此产生。 从孕育到成熟，华夏旧文明跨越两千年。和同期的其他古代人类文明一样，它们都属于神权与王权合一、宗教主导的社会。如果一直延续下去，历史将充斥族群壁垒、杀戮与献祭。 但周灭商后，以杀戮和人祭为特色的华夏旧文明戛然而止，取代它的，是周公营造的新华夏文明。周公消灭了旧华夏文明及其相关记忆，打破了族群血缘壁垒，让尘世生活远离宗教和鬼神世界，不再把人类族群的差异看作神创的贵贱之别。这是华夏文明最彻底的一次自我否定与重生。 在三千年前的古人类文明中，只有华夏独自走出了神权的掌控，成为一个“异类”。这是一种过于早熟的世俗文明，一直持续到今日。
• 为了填补人祭宗教退场造成的真空，周公发展出了一套新的历史叙事、道德体系和宗教理念。
• 在商朝末期，“帝”已经和商王身份重叠，商王具有“帝”的神性。但周灭商后，王已经不能身兼“帝”之名号，对周人来说，帝在高高的天庭之上，不会化身为世间凡人。
• 为减少神界对现实的干预，周公会尽量用“天”的概念来代替“帝”，因此，上帝发布的命令（“帝命”）变成了含糊的“天命”。 天命的观念在后来的中国一直存在，但人们已经忘记了它的缘起。“天”无形无像，无言无行，不容易被赋予拟人化的个性。在《诗经》里，上帝曾频频给文王下达命令，如命令文王攻打崇国，武王灭商据说也是来自上帝的意旨，但后世周王已经无法接收神界的具体指示，所以改称为“天命”后，它变成了一种更为抽象的、近乎隐喻的道德规训。
• 周公宣称，王者应当爱民、德治和勤勉，这样才会受到“天命”青睐，长寿享国；如果王者残暴对待庶民和小人，天命就会转移到更有德的候选君王身上，从而改朝换代。 本质上，周公的这样一种政治——道德体系是一种“性善论”的社会模型，回避了统治者对民众的征敛和暴力统治，认为王者的使命是护佑和教化万民，进而把道德伦理推进到一切人群中。商朝人对此则是直言不讳，承认暴力的必要性。 按照周公的理论，夏商周都是根据“天命”建立和更迭的，夏朝和商朝的多数君王，特别是开国君王，勤政爱民，得到天佑，只是因为末代的夏桀和商纣道德沦丧，这才天命转移，改朝换代。经过周公改造，商朝残酷的人祭行为被隐去，由此，周人之前的暴力时代也成了和周朝同质的德治王朝。 和周公的理论相配套，周人还重新创造了一套上古圣王的历史，尧舜禹的温情禅让从此成为华夏世界的标准版历史叙事，更早版本的商人的“创世记”和上古史则被取代和湮没，未能流传下来。当然，也可能有某些与周公原则不太冲突的内容被纳入了周人的历史叙事，但这些已经不易分辨。 孔子和儒家最推崇周公，而周公思想是儒家文化的源头。
• 因为周公掐断了神对人间的直接干预，这意味着华夏世界不会再有主导性宗教，以神的名义颁布的道德律条（如摩西十诫、佛家五戒）也无从产生，所以周人必须另行寻找一套用于世俗生活的道德原则。这种世俗道德的原理，是“推己及人”，也就是把自己放在他人的位置上考虑，从而决定自己对待他人的方式。
• 再到春秋晚期，孔子则用了一个字来定义人和人之间的道德标准，这便是“仁”。他的学生樊迟问他仁的含义，孔子曰：“爱人。”（《论语·颜渊》）而实现仁爱的方法，则是“恕”：“己所不欲，勿施于人。”（《论语·卫灵公》）人类的一切道德原则和行为规范，都可以从这八个字推导出来。
• 把他人等同于自己来对待，其实是人类固有的（但不是唯一的）一种思维和基本道德律，在宗教文化中，它可能会被教义遮蔽，却一直存在。
• 如前文所述，周公销毁了商朝诸多甲骨文记录，也禁止殷周贵族书写真实的历史。但周公唯一不敢销毁的，是文王留下的《易经》。这不仅是出于对父亲的尊重，也因为《易经》是周人对翦商事业（起步）的记录，里面很可能包含着父亲获得的天机，销毁它也就是对父亲和诸神的不敬。 周公的办法是对《易经》进行再解释，具体方法则是在文王创作的卦爻辞后面加上一段象传进行说明。象传不再鼓励任何投机和以下犯上的非分之想，全是君子应当如何朝乾夕惕，履行社会责任的励志说教，和文王卦爻辞的本意完全不同。比如，乾卦的象传是“天行健，君子以自强不息”，坤卦的象传是“地势坤，君子以厚德载物”，远比文王卦爻辞清晰易懂，而且富于积极和励志的色调。
• 孔子虽是鲁国人，但他的先祖出自宋国国君家族，所以他是商人后裔。而当孔子从事文献整理与学术工作后，他的身份自然会让他对商周之际的历史产生很大兴趣。
• 孔子对商代的认知和现代人的认知应当存在一些交集，但也会有互不重合的部分。 可以合理推测，孔子应该就是在逐渐认知真实商朝文化的过程中，更加理解了周公当年为何一定要埋葬商朝的真历史而重构一套夏商史。 孔子是商王族后裔，他应该会感念周公给了商人生存的机会，还替他们抹去了血腥人祭的记忆，让子孙后代不必活在羞辱中。周公的这些宽容而伟大的事迹，被他自己掩埋五百年，又终被孔子再次破译。这或许才是他衷心服膺周公的根本原因。
• 孔子晚年最重大的工作，是编辑儒家经典“六经”。 这是按照周公精神对历史文献进行的一次前所未有的系统整理。“六经”成书后，从上古到孔子时代的历史叙事的权威版本就此诞生，也标志着周公开创新华夏、埋葬旧华夏的工作得以正式完成。而孔子则以此向周公致敬，并参与、发展了周公的事业。
• “六经”具体是指《诗经》《尚书》《仪礼》《乐经》《易经》《春秋》。其中，《诗经》《尚书》《易经》包含大量商周易代时期的史料。在“六经”成书之前，社会上传抄流行的主要是单篇文章，真伪混杂，质量良莠不齐。为此，孔子选择了最可信且符合周公精神的汇编成书，而不符合这两点的篇章就逐渐失传了。 《诗经》记载了周族从姜嫄、后稷以来的多篇史诗，包括周族早期历史、文王确立翦商大计、武王的灭商战争、周公平定三监叛乱以及对商文化的改造等，属于经过周公修订的官方正式版本。 孔子继承周公事业的用心，则主要表现在他对《尚书》的编辑和选裁上。 书是文献之意，《尚书》就是古代的文献。按时间顺序，《尚书》分为《虞书》（尧舜禹时期）、《夏书》、《商书》和《周书》。在收入“六经”之前，《尚书》中各篇都是单行本，基本规律是越古老的越不可信，内容大都是西周及之后的人按照周公重写上古历史的精神，虚构了尧舜禹和夏商时期的很多帝王故事和讲话稿，基本是周公式的道德说教，不具备史料价值。当然，也会有个别真正的商代文献，比如盘庚迁都的讲话稿，内容上和周公精神抵触不大，或者已经被周公授意删削过，所以保留了下来。总之，这些真真假假的篇章被孔子分别收入了《尚书》的《虞书》《夏书》和《商书》部分。 而《周书》部分，则多数是周朝的官方文献，作伪的成分较少，而且肯定符合周公精神，所以在整部《尚书》里，商末周初这部分占的比重最大。
• 稍有违背周公精神的历史篇章，并没有被孔子收录进《尚书》，但经过孔门的汇集、抄写和校勘，也形成了一个汇编本，被命名为《逸周书》，意思是“未能收入《尚书·周书》的文献”。开始的时候，《逸周书》可能只保存在孔门内部，只有少数弟子说得清这部离经叛道的书的来历。而到了战国之后，真正的商代历史已经被彻底遗忘，以“六经”为代表的周公版历史成了唯一的存在，所以《逸周书》虽然没有失传，但在此后两千多年的历史里，处境一直比较尴尬，不太受学者重视。只有到现代考古学诞生和商代遗址发掘后，人们这才发现，它的有些内容居然很符合商文化的本来面貌。
• 至于《易经》，孔子虽然很精准地选择了文王而非春秋时流行的其他版本（如本书所述，文王的《易经》隐含的商末往事很多，周公的《象辞》其实是对文王原意的掩盖和曲解），但却继续奉行周公的原则，在给弟子讲授《易经》时，尽量避开商末的真实历史，重点从《易经》文本引申出宇宙秩序和社会伦理。这些讲授被他的学生整理成《文言》《系辞》《说卦》《序卦》等篇章，与周公《象传》合编在一起，被称为《易传》（对《易经》的解释）。文王的《易经》和之后的《易传》，则被后人合称为《周易》。因此，要还原文王时代的历史，必须研究文王《易经》本身，而非《易传》，这样才能避免周公和孔子刻意制造的误导。
• 在孔子生活的春秋时代，周王室早已丧失权威，诸侯列国并不真正关心所谓文化建设或王朝合法性问题，编辑“六经”可以说完全是孔子个人的追求，但此举确实继承了周公的事业，实现了周公的目的：掩埋真正的商文化，用重构的道德历史建构华夏文明起源。 周公在事实上扭转了历史进程，改变了人们的认知；孔子则把这一切文本成果汇总起来，形成盖棺定论的“六经”经典，传递给后世：华夏文明的源头就是如此，再无其他。 当然，孔子编辑“六经”的作用不止于此，其中还保存了从西周创立直到孔子时代的文化成果，这就是周人贵族社会的诗歌（《诗经》）、礼俗（《仪礼》）和历史（《春秋》）。 可以说，“六经”是截至孔子时代的符合周公精神的华夏世界社会历史知识的总集，不仅是儒家学派的基石，也是传统时代的人们了解商周及更早时代的几乎唯一信息源。换句话说，“六经”决定了华夏新文明独有的内核与特质，是华夏新文明的源代码。孔子时代尚还保留着一些关于真实商文化的口传记忆，但到战国初年，伴随着各国的变法运动，贵族社会逐渐瓦解，新的集权君主制和官僚制国家机器建立了起来，而在这巨大的社会动荡和重组中，即便稍有文化的人也都只能忙于适应大变革，无人会留心渺茫的上古历史传说。就这样，有关商文化的残余记忆终于彻底失传。 战国时期的诸子百家争鸣，还曾先后出现道、墨、法、名、兵等学派，但它们所拥有的古典知识根本无法和儒家相提并论，何况其对上古历史的认识也只能来自儒家“六经”，因此，即使对儒家理论有所不满，也无法脱离儒家知识走太远。
• 概而言之，周公时代变革的最大结果，是神权退场，这让中国的文化过于“早熟”；战国时代变革的最大结果，是贵族退场，这让中国的政治过于“早熟”。而在其他诸人类文明中，神权和贵族政治的退场，都发生在公元1500年之后的所谓近现代时期。 周公和孔子的努力维持了两三千年，直到考古学家的铲子挖出夏、商遗址，被“六经”等古文献掩盖和误读的历史真实，才得到重新诠释与复原。

 后记

• 大抵学问是荒江野老屋中，二三素心人商量培养之事。
• 也许，人不应当凝视深渊；虽然深渊就在那里。